決戰烏蒙——中國消除千年貧困的一個縮影
更新時間：2020-9-27 16:17:44 來源：新華社
2020年專題區
“烏蒙磅礴走泥丸”。烏蒙山橫跨雲貴高原，綿延250公裏，平均海拔逾2000米，多喀斯特地形，難以稼穡，水貴如油。
這裏有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也有全國跨縣易地扶貧搬遷的最大安置點。在這裏，打破貧困“鍋底”的戰鬥正在衝刺“最後一公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使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剩下的500多萬將在今年全部脫貧。這是中國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重要裏程碑。烏蒙山區的變化是這一壯闊曆史進程的縮影。
攻克最後堡壘
靖安新區是雲南昭通大型跨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新樓林立，配套設施齊全，外觀與城市無異。
雲南省昭通市委書記楊亞林說，烏蒙山生存條件太難，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不能改變窮山惡水的環境，就把人搬出來，黨和政府下了最大決心。”
近年來，昭通把36萬多名貧困群眾從大山裏搬出來，讓他們住進了安置區。
靖安新區建立了就業中心，工作人員正忙著組織搬遷戶外出務工。“剛搬過來就遇到疫情衝擊，一口氣都不能鬆。”靖安安置區臨時黨工委書記周祥說。在新區樓道裏，貼滿了務工需求信息。
疫情期間，昭通在外務工的200多萬人中有84萬人返鄉，到9月中旬，98%的務工人員已經回到江浙等地上班。
環繞新區，新商鋪正在裝修和招商，為搬遷戶提供工作崗位。
57歲的祁仕清一家今年3月從雲南省永善縣碼口鎮煙坪村搬來。以前山裏種幾畝地，糧食剛夠吃。全家年收入4000元，要養活6個孩子，十分困難。
搬遷後，大孩子出去打工，祁仕清與老伴魯洪凱在安置區廣場租下小攤位，賣烤洋芋，每天能掙50多元。
在貴州大型易地扶貧搬遷小區畢節市柏楊林安置點，56歲的腿部殘疾農民楊青中正在扶貧車間編藤椅。搬遷前，他家住在山裏約40平方米的舊房，靠種玉米和養豬糊口。在政府幫助下，如今他一家6口搬進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的恒底社區（原恒底村）是一個深度貧困村，貧困戶門前貼有保障“明白卡”，詳細記錄家庭基本信息，以及致貧原因、收入狀況和幫扶責任人等信息。
畢節市委統戰部下派的駐村幹部餘忠偉來到44歲的彝族群眾羅國米家進行走訪。羅國米的丈夫在浙江打工生病住院，讀高一的大女兒因腎病休學，還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上學，生活壓力大。
餘忠偉請羅國米把丈夫的看病單據寄回來，他好拿去幫忙報銷，還打算為羅國米的女兒申請減免醫療費。
烏蒙山區困難的路況也漸漸改善。35歲的雲南省鎮雄縣碗廠鎮村民吳兵，在投用不久的鎮客運站候車，準備前往90多公裏外的縣城打工。他記得，2017年前，山區土路難行，要花五六個小時才能到縣城。如今車站定時發車，路也硬化了，兩個多小時就能到。
鎮雄縣交運局規劃股股長鄧聲碧說，到今年年底要建成5000公裏村組公路，未來5年再建4000公裏，實現自然村通硬化路。
“當前，脫貧攻堅已到決戰決勝關鍵時期，我們更要堅定信心、真抓實幹，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鬆。”楊亞林說。
凝聚組織力量
37歲的李天豔是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結構鄉大山村黨支部書記，記者跟隨她走進赫章縣的崇山峻嶺。這是一條長滿野草灌木的山路，海拔2100米，日光如瀑，一路行去，大汗淋漓，臉和胳膊曬得生疼。
李天豔曾和同事來到這裏的撥拉組苗寨，動員並幫助鄉親搬遷。他們住在山裏，渴了喝山泉水。搬家時，80名幹部手拉肩馱，把32戶老少群眾，連同他們的家具，用15天時間搬了出來。“幹部脫皮，群眾脫貧。”李天豔說。
茅草房和土石屋消失了，退耕的山上栽滿桑樹，成為搬遷群眾增收的新來源。
在烏蒙山貧困地區，處處能看到共產黨員的身影。“黨政一把手負總責、五級書記抓扶貧”的責任製為脫貧提供了組織保障。從省委書記到普通幹部都有貧困縣或貧困村的幫扶聯係點。
鎮雄縣委書記翟玉龍今年剩下的日程都已排滿。除了非開不可的會議，其餘時間基本都待在村裏。他說：“機關食堂經常是空的，因為幹部‘下沉’了。”
據統計，近年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
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張寧2018年8月來到赫章縣河鎮彝族苗族鄉雙河村任第一書記，帶領村民發展產業。其間他突發腎病，需要透析。但他不願回縣城，一直堅持到今年6月。
他說：“我生病了，真不好意思，對不起鄉親。生病不算什麼，比我困難的人很多。有的幹部帶孩子駐村，有的還犧牲了。”
過去幾年，烏蒙山區有多名幹部犧牲在脫貧攻堅一線。有的積勞成疾去世，有的在幫助困難群眾時遭遇不幸。
為脫貧攻堅而建的新型基層黨組織十分活躍。在雲南省昭通市魯甸縣卯家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40歲的沈中銀是一個“網格黨支部”書記。這個新區有19幢樓，分為6個網格，6名黨支部書記都是從搬遷戶黨員中選出。
沈中銀負責的網格有19名正式黨員，日常工作包括宣傳黨的脫貧方針、為搬遷戶講解法律法規和城市生活常識等。支部還與就業工作站一起組織大家到外地務工，並在疫情期間建立起防控小組。
楊亞林說，脫貧取得成功，關鍵就是堅決依靠黨的組織化領導。幹部群眾一條心，敢打善拚，堅韌求成，“再硬的骨頭也要嚼碎”。
扶貧中的表現，成為識別和提拔幹部的一條標準。雲南省在2019年提拔使用了5600多名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工作實績突出的幹部。
彙聚八方支援
進入8月，楊亞林忙碌著接待從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黨校等單位前來支援脫貧的幹部和專家，把他們帶到村裏。
烏蒙山區成了全國扶貧的“試驗場”。這裏雲集著中央各部委、各省區市來的幹部，以及國家級大企業。楊亞林說：“為建設靖安新區，我們請來了建築施工實力強勁的中建集團。”
中央統戰部對口支援畢節市。1988年以來，中央統戰部以及各民主黨派，指導畢節製定扶貧規劃46個，協調項目900多個，引進資金1200多億元。30多年來，畢節累計減少貧困人口約630萬人。
上海的雪榕集團經九三學社中央介紹來到畢節市扶貧，在畢節市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建起循環生態型的大型菌菇生產廠，從貧困人口中招收了3000多名工人。
鎮雄縣人民醫院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聯合辦醫，這成了雲南縣級少有的三級綜合醫院。它設立了貧困戶病人綠色通道，開通了與北京、上海等知名醫院的遠程聯合會診。鎮雄縣人民醫院院長胡翊說：“因病致貧，是農村最大難題之一，通過醫療扶貧，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威寧縣石門鄉民族中學的破舊瓦房已被現代化校舍替代，還配備了嶄新的足球場、籃球場和羽毛球場。
曾獲全國乙級聯賽冠軍和甲級聯賽亞軍的貴州恒豐足球俱樂部，派兩名教練來學校扶貧。教練鄭平說：“貧困地區的一些孩子比較內向自卑，踢球能讓他們更開朗自信。”
楊亞林說，消除千年貧困，從安居，到樂業，再到幸福，從物質生活改善到精神生活豐富，著眼的還是人的改變。
張寧7月回到他駐過的村子，為困難戶送去家庭生活用品，並與群眾一起討論如何鞏固脫貧成果。他說：“我們與百姓共同努力，參與這場載入人類史冊的脫貧攻堅戰，感到十分榮幸。”
（記者 韓鬆、李銀、李自良、王長山、王新明、姚均芳、華洪立、林碧鋒、李凡、彭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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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也有全國跨縣易地扶貧搬遷的最大安置點。在這裏，打破貧困“鍋底”的戰鬥正在衝刺“最後一公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使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剩下的500多萬將在今年全部脫貧。這是中國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重要裏程碑。烏蒙山區的變化是這一壯闊曆史進程的縮影。
攻克最後堡壘
靖安新區是雲南昭通大型跨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新樓林立，配套設施齊全，外觀與城市無異。
雲南省昭通市委書記楊亞林說，烏蒙山生存條件太難，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不能改變窮山惡水的環境，就把人搬出來，黨和政府下了最大決心。”
近年來，昭通把36萬多名貧困群眾從大山裏搬出來，讓他們住進了安置區。
靖安新區建立了就業中心，工作人員正忙著組織搬遷戶外出務工。“剛搬過來就遇到疫情衝擊，一口氣都不能鬆。”靖安安置區臨時黨工委書記周祥說。在新區樓道裏，貼滿了務工需求信息。
疫情期間，昭通在外務工的200多萬人中有84萬人返鄉，到9月中旬，98%的務工人員已經回到江浙等地上班。
環繞新區，新商鋪正在裝修和招商，為搬遷戶提供工作崗位。
57歲的祁仕清一家今年3月從雲南省永善縣碼口鎮煙坪村搬來。以前山裏種幾畝地，糧食剛夠吃。全家年收入4000元，要養活6個孩子，十分困難。
搬遷後，大孩子出去打工，祁仕清與老伴魯洪凱在安置區廣場租下小攤位，賣烤洋芋，每天能掙50多元。
在貴州大型易地扶貧搬遷小區畢節市柏楊林安置點，56歲的腿部殘疾農民楊青中正在扶貧車間編藤椅。搬遷前，他家住在山裏約40平方米的舊房，靠種玉米和養豬糊口。在政府幫助下，如今他一家6口搬進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的恒底社區（原恒底村）是一個深度貧困村，貧困戶門前貼有保障“明白卡”，詳細記錄家庭基本信息，以及致貧原因、收入狀況和幫扶責任人等信息。
畢節市委統戰部下派的駐村幹部餘忠偉來到44歲的彝族群眾羅國米家進行走訪。羅國米的丈夫在浙江打工生病住院，讀高一的大女兒因腎病休學，還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上學，生活壓力大。
餘忠偉請羅國米把丈夫的看病單據寄回來，他好拿去幫忙報銷，還打算為羅國米的女兒申請減免醫療費。
烏蒙山區困難的路況也漸漸改善。35歲的雲南省鎮雄縣碗廠鎮村民吳兵，在投用不久的鎮客運站候車，準備前往90多公裏外的縣城打工。他記得，2017年前，山區土路難行，要花五六個小時才能到縣城。如今車站定時發車，路也硬化了，兩個多小時就能到。
鎮雄縣交運局規劃股股長鄧聲碧說，到今年年底要建成5000公裏村組公路，未來5年再建4000公裏，實現自然村通硬化路。
“當前，脫貧攻堅已到決戰決勝關鍵時期，我們更要堅定信心、真抓實幹，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鬆。”楊亞林說。
凝聚組織力量
37歲的李天豔是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結構鄉大山村黨支部書記，記者跟隨她走進赫章縣的崇山峻嶺。這是一條長滿野草灌木的山路，海拔2100米，日光如瀑，一路行去，大汗淋漓，臉和胳膊曬得生疼。
李天豔曾和同事來到這裏的撥拉組苗寨，動員並幫助鄉親搬遷。他們住在山裏，渴了喝山泉水。搬家時，80名幹部手拉肩馱，把32戶老少群眾，連同他們的家具，用15天時間搬了出來。“幹部脫皮，群眾脫貧。”李天豔說。
茅草房和土石屋消失了，退耕的山上栽滿桑樹，成為搬遷群眾增收的新來源。
在烏蒙山貧困地區，處處能看到共產黨員的身影。“黨政一把手負總責、五級書記抓扶貧”的責任製為脫貧提供了組織保障。從省委書記到普通幹部都有貧困縣或貧困村的幫扶聯係點。
鎮雄縣委書記翟玉龍今年剩下的日程都已排滿。除了非開不可的會議，其餘時間基本都待在村裏。他說：“機關食堂經常是空的，因為幹部‘下沉’了。”
據統計，近年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
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張寧2018年8月來到赫章縣河鎮彝族苗族鄉雙河村任第一書記，帶領村民發展產業。其間他突發腎病，需要透析。但他不願回縣城，一直堅持到今年6月。
他說：“我生病了，真不好意思，對不起鄉親。生病不算什麼，比我困難的人很多。有的幹部帶孩子駐村，有的還犧牲了。”
過去幾年，烏蒙山區有多名幹部犧牲在脫貧攻堅一線。有的積勞成疾去世，有的在幫助困難群眾時遭遇不幸。
為脫貧攻堅而建的新型基層黨組織十分活躍。在雲南省昭通市魯甸縣卯家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40歲的沈中銀是一個“網格黨支部”書記。這個新區有19幢樓，分為6個網格，6名黨支部書記都是從搬遷戶黨員中選出。
沈中銀負責的網格有19名正式黨員，日常工作包括宣傳黨的脫貧方針、為搬遷戶講解法律法規和城市生活常識等。支部還與就業工作站一起組織大家到外地務工，並在疫情期間建立起防控小組。
楊亞林說，脫貧取得成功，關鍵就是堅決依靠黨的組織化領導。幹部群眾一條心，敢打善拚，堅韌求成，“再硬的骨頭也要嚼碎”。
扶貧中的表現，成為識別和提拔幹部的一條標準。雲南省在2019年提拔使用了5600多名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工作實績突出的幹部。
彙聚八方支援
進入8月，楊亞林忙碌著接待從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黨校等單位前來支援脫貧的幹部和專家，把他們帶到村裏。
烏蒙山區成了全國扶貧的“試驗場”。這裏雲集著中央各部委、各省區市來的幹部，以及國家級大企業。楊亞林說：“為建設靖安新區，我們請來了建築施工實力強勁的中建集團。”
中央統戰部對口支援畢節市。1988年以來，中央統戰部以及各民主黨派，指導畢節製定扶貧規劃46個，協調項目900多個，引進資金1200多億元。30多年來，畢節累計減少貧困人口約630萬人。
上海的雪榕集團經九三學社中央介紹來到畢節市扶貧，在畢節市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建起循環生態型的大型菌菇生產廠，從貧困人口中招收了3000多名工人。
鎮雄縣人民醫院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聯合辦醫，這成了雲南縣級少有的三級綜合醫院。它設立了貧困戶病人綠色通道，開通了與北京、上海等知名醫院的遠程聯合會診。鎮雄縣人民醫院院長胡翊說：“因病致貧，是農村最大難題之一，通過醫療扶貧，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威寧縣石門鄉民族中學的破舊瓦房已被現代化校舍替代，還配備了嶄新的足球場、籃球場和羽毛球場。
曾獲全國乙級聯賽冠軍和甲級聯賽亞軍的貴州恒豐足球俱樂部，派兩名教練來學校扶貧。教練鄭平說：“貧困地區的一些孩子比較內向自卑，踢球能讓他們更開朗自信。”
楊亞林說，消除千年貧困，從安居，到樂業，再到幸福，從物質生活改善到精神生活豐富，著眼的還是人的改變。
張寧7月回到他駐過的村子，為困難戶送去家庭生活用品，並與群眾一起討論如何鞏固脫貧成果。他說：“我們與百姓共同努力，參與這場載入人類史冊的脫貧攻堅戰，感到十分榮幸。”
（記者 韓鬆、李銀、李自良、王長山、王新明、姚均芳、華洪立、林碧鋒、李凡、彭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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