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與調查研究
□楊繼紅
□楊繼紅
更新時間：2022-3-25 16:54:15 來源：焦作日報
新聞專題製作
新華社曾播發了兩篇文章《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和共鳴。之所以“沒有辜負”，是因為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並堅定不移地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而在救國、興國、強國的百年奮鬥過程中，我們之所以能夠探索和開辟出決定命運的偉大道路，之所以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曆史條件下始終堅持和發展業已證明是正確的道路，一個重要法寶，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對於這一點，從曆史的角度，通過對比，看得會更清楚。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沿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應該說，這條道路是獨特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創造。
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首先要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農村，從工人聚焦到農民，但當時黨內對這個問題缺乏認識並存在錯誤傾向。毛澤東經過韶山調查、廣州農講所調查，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後，從理論上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權以及革命的動力問題，為我黨選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提供了理論支撐。
秋收起義後，通過“水口”調研，毛澤東下決心帶隊伍上了井岡山，在實踐上率先把武裝鬥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又通過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一係列贛南、閩西社會調查，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係列根本問題，同時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作出明確說明，初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
當我們以時間為序，把毛澤東這個時期的調查研究和每次調研之後產生的成果這兩條線索理清之後，一個清晰的結論就擺在我們麵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不是憑空產生的，更不是主觀設計的，而是在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孕育成熟的。
毛澤東所做的調查研究，特殊意義在於，為清晰回答中國革命“是什麼”和“怎麼走”這兩個事關道路的重大課題提供了認識基礎。這些社會調查，就像是插在尋路征程上的一個個路標，路標連起來就是一條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明之路。
與此相對比的，是一條脫離中國國情、機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道路。特別是臨時中央從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後，推行一係列“左”的政策，嚴重影響了群眾革命積極性和紅軍戰鬥力，嚴重損害了黨同群眾的關係。對此，1933年11月，毛澤東作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了解了當時蘇區鄉村人口和經濟的真實狀況，清楚認識到蘇區麵臨的嚴重問題。調查後不久，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解決問題和糾正錯誤的建議，但此時的毛澤東正遭受著最嚴重的排擠和打擊，他的正確主張自然得不到落實，中國革命因此遭受了嚴重挫折。
新中國成立後，從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的無奈和不滿意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我黨一直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1955年底至1956年春，為準備中共八大的召開和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毛澤東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向34個部委領導作調查，寫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提出了許多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意義的思想觀點，標誌著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但後來由於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和試點，使得“左傾”錯誤嚴重泛濫。1961年，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對於這個時期犯錯誤的深層原因，毛澤東認為，是由於主觀主義、缺乏調查研究造成的。因此，他多次在黨的會議上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在他的號召下，中央領導同誌帶頭深入基層搞調查，對於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麵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複和發展。
由此可見，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係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習近平在《談談調查研究》講話中明確指出：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麼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並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黨的工作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而忽視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往往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誌脫離群眾願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
百年曆程，中國之所以沒有辜負社會主義，是因為我們黨立足國情探索並堅持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未來我們黨要繼續向曆史和人民交出中國不會辜負社會主義的答卷，就依然要弘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立足國情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曆史就像是一位智慧老人，他始終站在我們奮進道路的前方，用他的飽經滄桑給我們警示。讀懂了他，中國道路必將越走越順暢，越走越自信。
（作者單位：中共焦作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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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曾播發了兩篇文章《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和共鳴。之所以“沒有辜負”，是因為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並堅定不移地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而在救國、興國、強國的百年奮鬥過程中，我們之所以能夠探索和開辟出決定命運的偉大道路，之所以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曆史條件下始終堅持和發展業已證明是正確的道路，一個重要法寶，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對於這一點，從曆史的角度，通過對比，看得會更清楚。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沿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應該說，這條道路是獨特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創造。
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首先要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到農村，從工人聚焦到農民，但當時黨內對這個問題缺乏認識並存在錯誤傾向。毛澤東經過韶山調查、廣州農講所調查，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後，從理論上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權以及革命的動力問題，為我黨選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提供了理論支撐。
秋收起義後，通過“水口”調研，毛澤東下決心帶隊伍上了井岡山，在實踐上率先把武裝鬥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又通過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一係列贛南、閩西社會調查，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係列根本問題，同時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作出明確說明，初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
當我們以時間為序，把毛澤東這個時期的調查研究和每次調研之後產生的成果這兩條線索理清之後，一個清晰的結論就擺在我們麵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不是憑空產生的，更不是主觀設計的，而是在調查研究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孕育成熟的。
毛澤東所做的調查研究，特殊意義在於，為清晰回答中國革命“是什麼”和“怎麼走”這兩個事關道路的重大課題提供了認識基礎。這些社會調查，就像是插在尋路征程上的一個個路標，路標連起來就是一條引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明之路。
與此相對比的，是一條脫離中國國情、機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道路。特別是臨時中央從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後，推行一係列“左”的政策，嚴重影響了群眾革命積極性和紅軍戰鬥力，嚴重損害了黨同群眾的關係。對此，1933年11月，毛澤東作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了解了當時蘇區鄉村人口和經濟的真實狀況，清楚認識到蘇區麵臨的嚴重問題。調查後不久，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解決問題和糾正錯誤的建議，但此時的毛澤東正遭受著最嚴重的排擠和打擊，他的正確主張自然得不到落實，中國革命因此遭受了嚴重挫折。
新中國成立後，從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的無奈和不滿意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我黨一直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1955年底至1956年春，為準備中共八大的召開和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毛澤東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向34個部委領導作調查，寫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提出了許多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意義的思想觀點，標誌著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但後來由於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和試點，使得“左傾”錯誤嚴重泛濫。1961年，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對於這個時期犯錯誤的深層原因，毛澤東認為，是由於主觀主義、缺乏調查研究造成的。因此，他多次在黨的會議上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實事求是年”。在他的號召下，中央領導同誌帶頭深入基層搞調查，對於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麵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複和發展。
由此可見，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係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習近平在《談談調查研究》講話中明確指出：回顧我們黨的發展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麼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重視並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黨的工作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而忽視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往往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誌脫離群眾願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
百年曆程，中國之所以沒有辜負社會主義，是因為我們黨立足國情探索並堅持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未來我們黨要繼續向曆史和人民交出中國不會辜負社會主義的答卷，就依然要弘揚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立足國情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曆史就像是一位智慧老人，他始終站在我們奮進道路的前方，用他的飽經滄桑給我們警示。讀懂了他，中國道路必將越走越順暢，越走越自信。
（作者單位：中共焦作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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