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談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更新時間：2024-2-27 8:09:24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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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自古就崇尚創新，以創新精神不斷進行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創新和政治文明創建，展示出蔚為大觀的文明成就
◆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主動式的變革創新、辯證式的守正創新、開放式的融合創新，秉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新征程上，中國正與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進步，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實現新的超越，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連續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在時間的長河裏，中華文明展現出恒久的生命力，靜水流深與波瀾壯闊交織，奔騰不息。這得益於中華民族始終以創新為支撐，不斷革故鼎新、推陳出新。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大論斷，對我們更好堅定文化自信，不斷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感召力，有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性集中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
中華民族自古就崇尚創新，以創新精神不斷進行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創新和政治文明創建，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曾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屹立於世，展示出蔚為大觀的文明成就。
從物質文明成果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積累物質文明。早在新石器時代，中華先民就開始栽培粟和黍，研究燒製陶器，用於存放、蒸煮食物。戰國時期，大型打擊樂器——曾侯乙編鍾，被譽為“稀世珍寶”。良渚文化時期，高超的琢玉技術為世人驚歎。商周時期，中華先民借鑒銅器鑄造方法，發明了範鑄法鑄造鐵器技術，為鐵器的普及應用奠定了基礎。兩漢誕生的炒鋼、灌鋼技術在相當長時間內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漢代的造紙技術以及唐代的雕版印刷技術、宋代的泥活字技術、元代的木活字技術、明代的金屬活字技術，大大促進了知識傳播。
漢代《周髀算經》表明中國人在西周就已經掌握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術》中首次提到分數、負數及加減運算的法則，元代數學家祖衝之精確計算圓周率到小數點後第七位……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國人民始終辛勤勞作、創新創造，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絲綢編織等多個領域取得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
從精神文明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提升精神文明。中國曆史上，各個朝代都極其重視精神建設，不斷凝結優秀文化成果，形成獨特的中華傳統哲學思想體係。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個思想流派激蕩碰撞，產生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其中，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斷得到發展和傳播，並為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重要思想資源。
兩漢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在儒學的基礎上納入陰陽、五行學說。魏晉時期，儒學又與道家學說相融合，產生玄學。宋代，佛、儒、道融合，周敦頤、張載等儒學大家紛紛闡述義理，理學和心學成為儒家哲學發展的特殊形式。元代至清末，以理學和心學為代表的新儒學作為主流的學術思想，影響著一代代中國人的生活。在三千多年的中國傳統哲學發展過程中，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相互融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形成許多日用而不自覺的價值觀念。
例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是非曲直評判標準；“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智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追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這些精神文明成果一直在世界精神文明史中熠熠生輝，展現出中華古代先民的文化素養，對今天精神文明建設產生著積極作用。
從製度文明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發展製度文明。國家製度層麵，夏朝作為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國家，按照世襲製度確立權力的轉移方式。西周滅商後，實行分封製開啟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的探索。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後來國家製度發展的基本框架。在國家行政體係方麵，秦朝確立三公九卿製度，隋唐演變為三省六部製，明代廢除宰相製度，這些對國家治理的不斷探索，集中體現我國古代先民的治理智慧。
選人用人方麵，世襲製、軍功製、察舉製、九品中正製、科舉製，古代選人用人製度逐步完善，階層之間得到廣泛流動，民眾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增多。
此外，與行政體係製度相匹配的監察製度，與選人用人密切相關的文官製度、品級製度等，比西方至少早了一千多年，有的法律製度書籍還超越國界，成為不少國家學習的範本。中國的政治文明在社會發展中，不斷變革探索，與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密切聯係，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獨具中國特色。
創新性有其獨特的內在特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續，唯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這與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密不可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是中華民族內在品質和精神氣韻的表現，有著獨特的內在特質。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主動式的變革創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從不因循守舊、拘泥傳統，自古就敢於主動求變、善於求變。
商湯時期，中華先民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康誥》曰：“作新民”，激勵人棄舊圖新；《詩經》中指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經》中指出：“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這些創新、立新的理念，反映出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創新思想早已植根於中華先民的精神世界。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長河裏，中華先民始終保持主動創新的精神魄力，一次次主動變革，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
比如，就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發展軌跡而言，從石器的使用到鐵器的生產發明，從石犁、鐵犁、曲轅犁的更替到都江堰、坎兒井的修建，這些農業器具和水利工程，見證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歸根到底得益於中華先民的主動創新精神。再如，中華先民從結繩記事再到根據圖畫，發揮想象創造出甲骨文，後經過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漢隸、楷書的演變，最終讓漢字成為記錄曆史、傳承文化、傳播文明的重要載體。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辯證式的守正創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在中國古代的精神文化中，創新是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
《易經》中《雜卦傳》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淮南子》中提出：“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漢代恒寬在《鹽鐵論》中寫道：“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這些均表現出中華先民推陳出新的重要理念。
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體現的是傳承與創新並重，變與不變、原則性和創造性的辯證統一。中華民族在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中，形成傳承與創新交互為用的特點，始終保證中華文明具有開創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比如，從中國古代行政區劃製度的演變來看，秦朝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後，實行郡縣製，強化中央集權。隨著戰亂、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郡縣發生變化，南北朝時期便在郡縣的基礎上設置州，實行州郡縣的三級管理體製。元朝時期，疆域麵積的改變和出於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實行行省製，省下有路州（府）縣並延至明清。中國曆朝行政區劃製度在借鑒前朝經驗的基礎上，實行符合實際情況的疆域製度，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治理體係在借鑒中謀創新，在傳承中求發展的顯著特點。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開放式的融合創新。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疆域麵積廣闊、地域文化多樣、民族特色異彩紛呈。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保持了多元豐富的麵貌，彰顯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
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民族融合；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同少數民族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元朝時期，邊疆各族大量遷入中原和江南地區，相互通婚，促進文化傳播……中華民族在融合交流中誕生中原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這些都是文化相互融合創新的典範。
同時，中華文明還善於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形成創新開放的文化格局。21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中國同中亞、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加強同亞洲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友好關係。
麵對外來文明，中華民族以取長補短的態度，為中華文明增添新的內容。西漢末年，佛教文化傳入中國。中華文明結合儒家學說和各種哲學思想，對其加工、改造，形成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明末清初至民國時期的“伊儒會通”以及後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都是中華文明交流互鑒史上不容忽視的一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大力弘揚中華文明創新性
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承擔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大力弘揚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持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
新的曆史起點上，我們要持續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載體和傳播渠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迸發出蓬勃活力。按照新時代的新特點、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形式進行補充、拓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當代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深化文明的交流互鑒，在國與國的交流中兼收並蓄，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曆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弘揚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應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推進實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新發展，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現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是世界上獨具特色的新形態。與中華古代文明相比，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中華古代文明的內在超越，把傳統的中華文明帶入了現代狀態。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正與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進步，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實現新的超越，我們要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貢獻更多智慧，開創出既發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丨魏堯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刊於《瞭望》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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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網免責聲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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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自古就崇尚創新，以創新精神不斷進行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創新和政治文明創建，展示出蔚為大觀的文明成就
◆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主動式的變革創新、辯證式的守正創新、開放式的融合創新，秉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新征程上，中國正與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進步，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實現新的超越，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連續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在時間的長河裏，中華文明展現出恒久的生命力，靜水流深與波瀾壯闊交織，奔騰不息。這得益於中華民族始終以創新為支撐，不斷革故鼎新、推陳出新。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大論斷，對我們更好堅定文化自信，不斷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感召力，有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性集中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
中華民族自古就崇尚創新，以創新精神不斷進行物質文明創造、精神文明創新和政治文明創建，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曾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屹立於世，展示出蔚為大觀的文明成就。
從物質文明成果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積累物質文明。早在新石器時代，中華先民就開始栽培粟和黍，研究燒製陶器，用於存放、蒸煮食物。戰國時期，大型打擊樂器——曾侯乙編鍾，被譽為“稀世珍寶”。良渚文化時期，高超的琢玉技術為世人驚歎。商周時期，中華先民借鑒銅器鑄造方法，發明了範鑄法鑄造鐵器技術，為鐵器的普及應用奠定了基礎。兩漢誕生的炒鋼、灌鋼技術在相當長時間內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漢代的造紙技術以及唐代的雕版印刷技術、宋代的泥活字技術、元代的木活字技術、明代的金屬活字技術，大大促進了知識傳播。
漢代《周髀算經》表明中國人在西周就已經掌握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術》中首次提到分數、負數及加減運算的法則，元代數學家祖衝之精確計算圓周率到小數點後第七位……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國人民始終辛勤勞作、創新創造，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絲綢編織等多個領域取得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
從精神文明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提升精神文明。中國曆史上，各個朝代都極其重視精神建設，不斷凝結優秀文化成果，形成獨特的中華傳統哲學思想體係。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個思想流派激蕩碰撞，產生出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其中，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斷得到發展和傳播，並為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重要思想資源。
兩漢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在儒學的基礎上納入陰陽、五行學說。魏晉時期，儒學又與道家學說相融合，產生玄學。宋代，佛、儒、道融合，周敦頤、張載等儒學大家紛紛闡述義理，理學和心學成為儒家哲學發展的特殊形式。元代至清末，以理學和心學為代表的新儒學作為主流的學術思想，影響著一代代中國人的生活。在三千多年的中國傳統哲學發展過程中，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相互融合，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形成許多日用而不自覺的價值觀念。
例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是非曲直評判標準；“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智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追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這些精神文明成果一直在世界精神文明史中熠熠生輝，展現出中華古代先民的文化素養，對今天精神文明建設產生著積極作用。
從製度文明來看，中華民族始終注重在創新中發展製度文明。國家製度層麵，夏朝作為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國家，按照世襲製度確立權力的轉移方式。西周滅商後，實行分封製開啟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的探索。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後來國家製度發展的基本框架。在國家行政體係方麵，秦朝確立三公九卿製度，隋唐演變為三省六部製，明代廢除宰相製度，這些對國家治理的不斷探索，集中體現我國古代先民的治理智慧。
選人用人方麵，世襲製、軍功製、察舉製、九品中正製、科舉製，古代選人用人製度逐步完善，階層之間得到廣泛流動，民眾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增多。
此外，與行政體係製度相匹配的監察製度，與選人用人密切相關的文官製度、品級製度等，比西方至少早了一千多年，有的法律製度書籍還超越國界，成為不少國家學習的範本。中國的政治文明在社會發展中，不斷變革探索，與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密切聯係，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獨具中國特色。
創新性有其獨特的內在特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續，唯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這與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密不可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是中華民族內在品質和精神氣韻的表現，有著獨特的內在特質。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主動式的變革創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從不因循守舊、拘泥傳統，自古就敢於主動求變、善於求變。
商湯時期，中華先民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康誥》曰：“作新民”，激勵人棄舊圖新；《詩經》中指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經》中指出：“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這些創新、立新的理念，反映出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創新思想早已植根於中華先民的精神世界。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長河裏，中華先民始終保持主動創新的精神魄力，一次次主動變革，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
比如，就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發展軌跡而言，從石器的使用到鐵器的生產發明，從石犁、鐵犁、曲轅犁的更替到都江堰、坎兒井的修建，這些農業器具和水利工程，見證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歸根到底得益於中華先民的主動創新精神。再如，中華先民從結繩記事再到根據圖畫，發揮想象創造出甲骨文，後經過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漢隸、楷書的演變，最終讓漢字成為記錄曆史、傳承文化、傳播文明的重要載體。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辯證式的守正創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在中國古代的精神文化中，創新是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
《易經》中《雜卦傳》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淮南子》中提出：“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漢代恒寬在《鹽鐵論》中寫道：“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這些均表現出中華先民推陳出新的重要理念。
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體現的是傳承與創新並重，變與不變、原則性和創造性的辯證統一。中華民族在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中，形成傳承與創新交互為用的特點，始終保證中華文明具有開創新局的旺盛生命力。
比如，從中國古代行政區劃製度的演變來看，秦朝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後，實行郡縣製，強化中央集權。隨著戰亂、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郡縣發生變化，南北朝時期便在郡縣的基礎上設置州，實行州郡縣的三級管理體製。元朝時期，疆域麵積的改變和出於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實行行省製，省下有路州（府）縣並延至明清。中國曆朝行政區劃製度在借鑒前朝經驗的基礎上，實行符合實際情況的疆域製度，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治理體係在借鑒中謀創新，在傳承中求發展的顯著特點。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是開放式的融合創新。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疆域麵積廣闊、地域文化多樣、民族特色異彩紛呈。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保持了多元豐富的麵貌，彰顯出“融同化異”的堅韌特性。
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民族融合；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同少數民族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元朝時期，邊疆各族大量遷入中原和江南地區，相互通婚，促進文化傳播……中華民族在融合交流中誕生中原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這些都是文化相互融合創新的典範。
同時，中華文明還善於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形成創新開放的文化格局。21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中國同中亞、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加強同亞洲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友好關係。
麵對外來文明，中華民族以取長補短的態度，為中華文明增添新的內容。西漢末年，佛教文化傳入中國。中華文明結合儒家學說和各種哲學思想，對其加工、改造，形成帶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明末清初至民國時期的“伊儒會通”以及後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都是中華文明交流互鑒史上不容忽視的一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大力弘揚中華文明創新性
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承擔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大力弘揚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持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
新的曆史起點上，我們要持續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載體和傳播渠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迸發出蓬勃活力。按照新時代的新特點、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形式進行補充、拓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當代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深化文明的交流互鑒，在國與國的交流中兼收並蓄，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曆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弘揚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應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推進實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新發展，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現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是世界上獨具特色的新形態。與中華古代文明相比，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中華古代文明的內在超越，把傳統的中華文明帶入了現代狀態。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正與更多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進步，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實現新的超越，我們要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貢獻更多智慧，開創出既發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丨魏堯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刊於《瞭望》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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