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不是簡單做減法(解碼·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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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台的部分減負令 |
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雖然減負這項重要的教育議題從未息音,然而這一牽扯了各方利益和訴求的問題卻一直未能徹底解決。
是誰在說負擔過重?減下去的究竟是什麼?當前減負呈現出什麼新特點?本版推出“解碼·減負”係列報道,關注由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長和學生等不同主體所形成和反映的教育生態。
——編 者
前不久,一篇名為《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文章火爆朋友圈。作者在文中感慨:“溫室裏長不出參天大樹,學校減負,增加的是家庭和企業的負擔。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
“學生減負,家長增負”“減負減負,越減越負”的聲音比比皆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的幾個關卡牢牢攥住了家長的心。當教育主管部門忙著給中小學生減負時,部分家長卻不領情。北京海澱區某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瞿女士直言不諱:“家長對減負感到不安,比較難的科目在某個階段拉下了,孩子以後很難跟得上,還容易厭學。”
60餘年來,減負令內容根據時代特征和教育觀念的變化進行調整
為什麼會這樣?其實,自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以來,60餘年間我國中央及地方相關部門出台的學生“減負令”多達上百道,圍繞學習時間、考核方式、教材內容、課外活動、教師水平、學校領導等方麵做出了一係列細致嚴謹的規定。
分析曆次的“減負令”,不難發現政策內容和方針,依據時代特征和教育觀念的變化進行了調整。從5年前出台《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把縮減在校時長、課程設置、競賽次數以及限製作業量、教輔使用量等當作“藥方”,到今年2月發布《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針對孩子提前放學無人接送的“三點半難題”、校外培訓機構泛濫等伴生問題“開刀”,範圍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紛遝而至的減負考卷成績如何?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近日發布的《我國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統計,過去3年,我國中小學生學習壓力稍有好轉,2015年日均花3.03小時寫作業,2017年降至2.82小時。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中小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間還是偏長。
事實上,減負問題是東亞文化圈普遍突出的社會問題,學習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要付出努力,克服困難。“日本、韓國等國均曾出現過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狀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日本開啟‘寬鬆教育’和韓國實行‘初中自由學期製’改革的重要原因。”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滕珺分析,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轉型必然要求教育進行相應的改革,因此,我國頻頻出台的減負政策本質上是社會轉型的產物,這也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
減負不隻是簡單壓縮學習時間,而是在有效時間提升學習質量
提及減負,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兩個方麵,一個是作業繁忙,時間過長,超過學生承受範圍,造成生理負擔過重。第二是焦慮過度,情緒失衡,造成心理壓力過重。那麼,什麼樣的學習負擔才算過重?減負的範圍如何界定,指標如何確立?過於強調減負,是否會影響學生正常學習?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今年兩會上的發言厘清了這些疑問。他認為,“違背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超出教學大綱、額外增加的內容,我們把它叫作負擔。在正常範圍內的,我們把它叫作課業、學業,叫作必須付出的努力。”因此,減負絕不隻是在課程、教材、考試等方麵修修補補,簡單地壓縮學習時間,降低學習難度,而是減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複的、機械的學習,在有效的時間更充分地提升學習的質量,讓學生既付出努力,又學得愉快。
在滕珺看來,很多家長關於負擔過重的抱怨或“這頭減了,那頭又增”和焦慮,根源正在於對減負的認識錯位。她說,“學校教育除了教書,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意味著要做的不是簡單的加減法工作,而是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發生真正的‘化學變化’。”滕珺提醒,“盡管21世紀核心素養越來越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的學習不重要了,在這個知識更新換代如此頻繁的時代,我們對學生知識掌握的要求不應下降,而應是大幅提升,因為這是一切合作創新的基礎。”
實際上,教育的擔子不僅是孩子一人在挑,家長、老師、學校等全社會都在承受負荷過重的陣痛。陳寶生呼籲,減負需要各方麵合作、共同努力。要抓住學校教學減負、校外減負、考試評價減負、老師教學減負、家長和社會減負5個方麵,“整個社會都要提高教育素養,樹立正確的成才觀、成功觀,不要聽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規律辦事,按照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來辦事,讓他們健康成長。”
壓縮在校時間為孩子發展特長提供空間,但城鄉存在較大差距
思維數學、口語交際、硬筆書法、國學禮儀……在一二線城市,各色各樣的興趣特長班或者課程補習班填滿了孩子們的課外時間和寒暑假期。瞿女士說,自己的孩子就報了三四個班,有的是弱項學科的補習,有的是興趣特長。
“但這隻是班上小孩的正常水平。”瞿女士無奈地說,現在的教育模式強調“家校共建”,有些家長過度插手,事事放不下手,暗著較勁兒,“有的孩子才小學一年級,家長就給他請了語數外三科特級教師來家裏輔導,有必要嗎?”
但在農村情況卻不盡相同。“不少孩子到家後能完成作業就不錯了,有的還要做家務,想補習或者發展特長很難,但從生活技能或者身體素質上說,可能農村孩子又有相對優勢。”雲南省昭通市魯甸縣文屏鎮中心小學校長甄蘭芳表示,學生在校時間壓縮後,為孩子多元化能力的培養提供了空間,但這樣的空間在城鄉存在較大差距。
減負後,確實給孩子發展音體美特長預留了更多時間,可是由於鄉村孩子很難上補習班,實際上擴大了城鄉教學差距。甄蘭芳發現,總體來說,由於招錄培訓機製存在短板,鄉村老師整體教學水平也有所欠缺,壓縮教學時間後,部分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會受到影響。
“減負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培養人才,而不是降低培養人才的標準。”甄蘭芳認為,加大對鄉村學校支持力度,才能在課程減負的同時讓鄉村孩子有機會接受更多培訓。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29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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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台的部分減負令 |
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雖然減負這項重要的教育議題從未息音,然而這一牽扯了各方利益和訴求的問題卻一直未能徹底解決。
是誰在說負擔過重?減下去的究竟是什麼?當前減負呈現出什麼新特點?本版推出“解碼·減負”係列報道,關注由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長和學生等不同主體所形成和反映的教育生態。
——編 者
前不久,一篇名為《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文章火爆朋友圈。作者在文中感慨:“溫室裏長不出參天大樹,學校減負,增加的是家庭和企業的負擔。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
“學生減負,家長增負”“減負減負,越減越負”的聲音比比皆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的幾個關卡牢牢攥住了家長的心。當教育主管部門忙著給中小學生減負時,部分家長卻不領情。北京海澱區某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瞿女士直言不諱:“家長對減負感到不安,比較難的科目在某個階段拉下了,孩子以後很難跟得上,還容易厭學。”
60餘年來,減負令內容根據時代特征和教育觀念的變化進行調整
為什麼會這樣?其實,自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以來,60餘年間我國中央及地方相關部門出台的學生“減負令”多達上百道,圍繞學習時間、考核方式、教材內容、課外活動、教師水平、學校領導等方麵做出了一係列細致嚴謹的規定。
分析曆次的“減負令”,不難發現政策內容和方針,依據時代特征和教育觀念的變化進行了調整。從5年前出台《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把縮減在校時長、課程設置、競賽次數以及限製作業量、教輔使用量等當作“藥方”,到今年2月發布《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針對孩子提前放學無人接送的“三點半難題”、校外培訓機構泛濫等伴生問題“開刀”,範圍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紛遝而至的減負考卷成績如何?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近日發布的《我國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統計,過去3年,我國中小學生學習壓力稍有好轉,2015年日均花3.03小時寫作業,2017年降至2.82小時。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中小學生日均寫作業時間還是偏長。
事實上,減負問題是東亞文化圈普遍突出的社會問題,學習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要付出努力,克服困難。“日本、韓國等國均曾出現過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狀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日本開啟‘寬鬆教育’和韓國實行‘初中自由學期製’改革的重要原因。”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滕珺分析,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轉型必然要求教育進行相應的改革,因此,我國頻頻出台的減負政策本質上是社會轉型的產物,這也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
減負不隻是簡單壓縮學習時間,而是在有效時間提升學習質量
提及減負,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想到兩個方麵,一個是作業繁忙,時間過長,超過學生承受範圍,造成生理負擔過重。第二是焦慮過度,情緒失衡,造成心理壓力過重。那麼,什麼樣的學習負擔才算過重?減負的範圍如何界定,指標如何確立?過於強調減負,是否會影響學生正常學習?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今年兩會上的發言厘清了這些疑問。他認為,“違背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超出教學大綱、額外增加的內容,我們把它叫作負擔。在正常範圍內的,我們把它叫作課業、學業,叫作必須付出的努力。”因此,減負絕不隻是在課程、教材、考試等方麵修修補補,簡單地壓縮學習時間,降低學習難度,而是減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複的、機械的學習,在有效的時間更充分地提升學習的質量,讓學生既付出努力,又學得愉快。
在滕珺看來,很多家長關於負擔過重的抱怨或“這頭減了,那頭又增”和焦慮,根源正在於對減負的認識錯位。她說,“學校教育除了教書,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意味著要做的不是簡單的加減法工作,而是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發生真正的‘化學變化’。”滕珺提醒,“盡管21世紀核心素養越來越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知識的學習不重要了,在這個知識更新換代如此頻繁的時代,我們對學生知識掌握的要求不應下降,而應是大幅提升,因為這是一切合作創新的基礎。”
實際上,教育的擔子不僅是孩子一人在挑,家長、老師、學校等全社會都在承受負荷過重的陣痛。陳寶生呼籲,減負需要各方麵合作、共同努力。要抓住學校教學減負、校外減負、考試評價減負、老師教學減負、家長和社會減負5個方麵,“整個社會都要提高教育素養,樹立正確的成才觀、成功觀,不要聽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規律辦事,按照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來辦事,讓他們健康成長。”
壓縮在校時間為孩子發展特長提供空間,但城鄉存在較大差距
思維數學、口語交際、硬筆書法、國學禮儀……在一二線城市,各色各樣的興趣特長班或者課程補習班填滿了孩子們的課外時間和寒暑假期。瞿女士說,自己的孩子就報了三四個班,有的是弱項學科的補習,有的是興趣特長。
“但這隻是班上小孩的正常水平。”瞿女士無奈地說,現在的教育模式強調“家校共建”,有些家長過度插手,事事放不下手,暗著較勁兒,“有的孩子才小學一年級,家長就給他請了語數外三科特級教師來家裏輔導,有必要嗎?”
但在農村情況卻不盡相同。“不少孩子到家後能完成作業就不錯了,有的還要做家務,想補習或者發展特長很難,但從生活技能或者身體素質上說,可能農村孩子又有相對優勢。”雲南省昭通市魯甸縣文屏鎮中心小學校長甄蘭芳表示,學生在校時間壓縮後,為孩子多元化能力的培養提供了空間,但這樣的空間在城鄉存在較大差距。
減負後,確實給孩子發展音體美特長預留了更多時間,可是由於鄉村孩子很難上補習班,實際上擴大了城鄉教學差距。甄蘭芳發現,總體來說,由於招錄培訓機製存在短板,鄉村老師整體教學水平也有所欠缺,壓縮教學時間後,部分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會受到影響。
“減負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培養人才,而不是降低培養人才的標準。”甄蘭芳認為,加大對鄉村學校支持力度,才能在課程減負的同時讓鄉村孩子有機會接受更多培訓。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29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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