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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張芳曼
【核心閱讀】
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麵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並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
人均萬元稅負,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水平是高還是低?
九成以上稅收來自企業
“人均萬元稅負”的計算並不複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被我國13億人口一平均,便得出了“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這一結論。
“人均萬元稅負,是不是說每個人一年平均要繳1萬元的稅?那真是太高了!”在北京朝陽區新光天地商業區,一位公司白領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感受。上網翻看留言,不少網友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按照上麵的算法,將公共財政總收入平均到13億人身上,得出來的‘人均宏觀稅負’實際上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回事。同一個指標兩種叫法,但給人的感受卻大不相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解釋說,當人們聽到“人均稅負接近萬元”,大多數人的反應肯定是負擔太重了;而聽到“人均財政收入萬元”時,則會感到我們的人均財力還是太少了。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劉尚希說,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於企業部門;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會擴大,微觀稅負將會向家庭部門移動。從世界上看,高收入國家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遠遠高於中低收入國家。
國際上,通常將“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客觀反映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指標。從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看,我國的人均財力水平遠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財政部網站數據,按照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當年平均彙率折算為1528美元,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國人均財政收入隻相當於這些國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國這一指標世界排名處於100位之後。
這意味著,如果將公共財政收入的2/3用於保障民生,歐美發達國家花在每個人身上的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們隻有1000美元,相差了9倍。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處於一個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宏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
跨入新的一年,收入多一些、稅負輕一些、保障高一些,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對未來的期盼。
一般而言,收入是支出的來源,國家財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人均稅負”和“人均財力”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麵,隻能共進退。“人們普遍認為福利多多益善,我反對這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主張。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政府多給,就要多收。收得過頭了,發展就沒後勁了。”劉尚希指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必須平衡兩個錢袋子:一個是國家的“錢袋子”,一個是老百姓的“錢袋子”。
如果硬要搞低稅負、高福利,那麼國家所需的財力隻能靠負債來解決。這要麵臨極大的財政風險,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經濟增長乏力,財政赤字高企,債務壓力巨大,一些被當作高福利“樣板”的歐美國家,麵臨財政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窘境。有的國家甚至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政府部門“停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國家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製度,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增長水平,最終導致政府收入與支出嚴重失衡。這樣的教訓需要我們警醒。
專家介紹,一個國家稅負高低,一般用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觀稅負來衡量。從政府部門和一些研究機構測算的結果來看,由於采用的政府收入口徑不同,測算出來的宏觀稅負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 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2.59%,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5.33%。
“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應該說我國宏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穩定稅負,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製。”
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穩定稅負,意味著財政收入不是政府想收多少收多少,而是要與經濟增長大體“合拍”。如何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進一步改善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報告,以及參與報告起草的專家學者們,給出了不少好建議和好“點子”:
——預算管理真正實行全口徑,推進政府收入體係改革,探索新的基本財政模式,以全口徑預算管理為依托,調整規範各類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支出方麵穩定規模,同時要轉換結構。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製。
——國有資本紅利應該是為全體國民所共享的,現在分紅比例偏低。國有資本應真正為公共支出、公共服務發揮作用,這方麵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與社會福利體係建設全麵推進,兩個碰到一起,是我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國情,這在發達國家曆史上沒有過。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已經進入尾聲,未來中國財政支出重點必然向社會福利性支出傾斜。今後應當適度控製規模,壓縮建設性支出以及政府投資,繼續加大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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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麵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注並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
人均萬元稅負,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水平是高還是低?
九成以上稅收來自企業
“人均萬元稅負”的計算並不複雜。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被我國13億人口一平均,便得出了“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這一結論。
“人均萬元稅負,是不是說每個人一年平均要繳1萬元的稅?那真是太高了!”在北京朝陽區新光天地商業區,一位公司白領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感受。上網翻看留言,不少網友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按照上麵的算法,將公共財政總收入平均到13億人身上,得出來的‘人均宏觀稅負’實際上跟‘人均財政收入’是一回事。同一個指標兩種叫法,但給人的感受卻大不相同。”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解釋說,當人們聽到“人均稅負接近萬元”,大多數人的反應肯定是負擔太重了;而聽到“人均財政收入萬元”時,則會感到我們的人均財力還是太少了。
這份報告的數據顯示,九成以上的稅收來自企業繳納。劉尚希說,一般而言,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低條件下,稅收主要來自於企業部門;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會擴大,微觀稅負將會向家庭部門移動。從世界上看,高收入國家來自於家庭部門的稅收遠遠高於中低收入國家。
國際上,通常將“人均財政收入”作為客觀反映一個國家財政實力的指標。從人均財政收入水平看,我國的人均財力水平遠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財政部網站數據,按照國際可比口徑計算,2011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當年平均彙率折算為1528美元,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國人均財政收入隻相當於這些國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國這一指標世界排名處於100位之後。
這意味著,如果將公共財政收入的2/3用於保障民生,歐美發達國家花在每個人身上的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們隻有1000美元,相差了9倍。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還處於一個較低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
宏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
跨入新的一年,收入多一些、稅負輕一些、保障高一些,幾乎是我們每個人對未來的期盼。
一般而言,收入是支出的來源,國家財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人均稅負”和“人均財力”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麵,隻能共進退。“人們普遍認為福利多多益善,我反對這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主張。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政府多給,就要多收。收得過頭了,發展就沒後勁了。”劉尚希指出,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必須平衡兩個錢袋子:一個是國家的“錢袋子”,一個是老百姓的“錢袋子”。
如果硬要搞低稅負、高福利,那麼國家所需的財力隻能靠負債來解決。這要麵臨極大的財政風險,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於經濟增長乏力,財政赤字高企,債務壓力巨大,一些被當作高福利“樣板”的歐美國家,麵臨財政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窘境。有的國家甚至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政府部門“停擺”。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國家推行的高保障與高福利製度,遠遠超過它的經濟增長水平,最終導致政府收入與支出嚴重失衡。這樣的教訓需要我們警醒。
專家介紹,一個國家稅負高低,一般用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觀稅負來衡量。從政府部門和一些研究機構測算的結果來看,由於采用的政府收入口徑不同,測算出來的宏觀稅負結果也不盡相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 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2.59%,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5.33%。
“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應該說我國宏觀稅負水平處於合理區間。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穩定稅負,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製。”
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穩定稅負,意味著財政收入不是政府想收多少收多少,而是要與經濟增長大體“合拍”。如何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進一步改善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報告,以及參與報告起草的專家學者們,給出了不少好建議和好“點子”:
——預算管理真正實行全口徑,推進政府收入體係改革,探索新的基本財政模式,以全口徑預算管理為依托,調整規範各類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支出方麵穩定規模,同時要轉換結構。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製。
——國有資本紅利應該是為全體國民所共享的,現在分紅比例偏低。國有資本應真正為公共支出、公共服務發揮作用,這方麵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與社會福利體係建設全麵推進,兩個碰到一起,是我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國情,這在發達國家曆史上沒有過。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已經進入尾聲,未來中國財政支出重點必然向社會福利性支出傾斜。今後應當適度控製規模,壓縮建設性支出以及政府投資,繼續加大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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