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校麵臨窘境七證齊全仍未能入學】

①求學無果回家後，芳芳抱著枕頭悶悶不樂地坐在房間裏。

　　②上午媽媽要帶芳芳到豐台區教委詢問何時能入學，芳芳以為馬上就有書讀了，忙著梳理打扮，要給同學留個好印象。

③出發時，芳芳興高采烈，像小鳥一樣“飛”到門外。

　　昨天是北京市各小學開課第一天。按照豐台區教委要求，轄區內的隨遷子女需具備“七證”（戶口簿、暫住證、孩子無人看管證明、住房租賃合同、務工證明、防疫證、轉學證）方可入學。7歲的王怡芳雖“七證”俱全，通過了審核，但直到昨天卻仍未接到豐台區教委的入學通知。眼看著其他小朋友在課堂捧起了書本，芳芳卻隻能待在家裏。何時才能上學？這讓芳芳的母親尹女士尤為犯愁。

　　8月29日，近200名豐台區的隨遷子女和家長帶著各種證件，到豐台區教委進行入學登記。一些孩子因證件不全或不合格，被要求重新補辦。當天，芳芳的“七證”通過了教委審核，並填寫了入學登記表。

　　“登記當天，教委的人說我們家兩個孩子，入學安排要優先保障獨生子女。我就擔心芳芳到底9月1號能不能上學。”芳芳的母親尹女士說。幾天來，身邊不少人的孩子都陸續接到入學安排通知，到公立學校念書。但直到昨天，她仍未接到芳芳的入學通知。

　　眼看著別人家的孩子昨天都去上學了，尹女士心急如焚。昨天她帶著女兒到教委詢問情況，但工作人員卻不上班。小教科門口貼出通知稱，9月2日、9日、14日的下午2點半到4點工作，辦齊證件的家長填完入學登記表後可等待教委安排，入學安排截止到9月15日。“要求的七證已經弄全了，這都開學了，等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昨天上午10點多，除了尹女士外，還有幾名家長聚集在豐台區教委門口急得團團轉，討論著各自孩子上不了學的困難。“我報名的時候，各學校都滿員了，想入學必須教委安排名額。”家長郭女士說，來到教委她才得知要準備“七證”，但現在隻剩半個月時間，不知能否辦齊。家長代先生說，因借讀證（轉學證）未辦妥，孫子未能在教委進行入學登記。為了不耽誤孩子上學，他隻好將孫子臨時送進一所打工子弟學校上學。“不知道過一陣會不會也被拆了。雖然教學質量和學校環境不如公立學校好，但至少眼前的問題解決了。”

　　“連個問的人都沒有，我們回家吧！”尹女士把芳芳抱上自行車後座，騎車離開了教委。在回家的路上，她繞彎打聽了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招收狀況。“實在不行就把孩子"扔"那裏吧，總不能孩子該上學了卻老待在家裏呀。”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黃海蕾本版攝影本報記者潘之望

④到教委問不到情況，媽媽載著失落的芳芳回家。

⑤在家裏，芳芳的媽媽亮出“七證”硬件。雖說照理不差啥，但她隻能等。

　　打工子弟校的現實與窘境

　　作為社會特定階段的特殊產物，打工子弟學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由於天生的基因缺陷，也讓它成長為“畸形兒”。多數打工子弟學校存在校舍條件差、教師水平低、辦學者唯利是圖等諸多問題。“簡單”的關停讓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陷入多種尷尬中。在公辦教育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打工子弟“能上學、上好學”問題，應享有公平的教育權利，成為擺在政府麵前的一道難題。

　　逐利一麵

　　“老板”辦學，商人的逐利天性讓他們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而不會重視教學質量和教學條件的改善。

　　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辦學者表示，教委或政府相關部門通知他們無條件關停，理由是“學校為違章建築，校舍存在安全隱患”等。

　　西紅門鎮的田園小學是大興區此次“起死回生”的4所學校之一，8月26日剛下過雨，校門前的土路變得泥濘不堪，路的另一側是一條積滿了水的臭水溝，上麵漂浮著塑料瓶等各類垃圾。走進大門，校園裏的空地幾乎隻有一條馬路那麼寬，更談不上有籃球場、跑道等設施。

　　大多打工子弟學校都像田園小學一樣，分布在北京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聚集，房租低廉，但校園麵積也一般比較狹窄，校舍簡陋，學生無過多的活動空間。

　　比起辦學條件差，打工子弟學校教學水平更讓人堪憂。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構成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是有資質的民辦教師或代課老師，一般從外地來京；二是純粹的打工者，可能高中水平不到；三是北京公辦學校的退休老師；四是實習的大學生。有的學校是家族式辦學，“隻要和辦學的校長有點親戚關係，就能去教書”。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站創辦人張誌強說，除此之外，這些教師65%沒有教學經驗，且流動率在30%以上。

　　張誌強說，校舍條件差和教師水平低的背後，很大的一個原因便是：“老板”辦學，商人的逐利天性讓他們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而不會重視教學質量和教學條件，教師工資僅在1000至1600元之間。

　　北京此次關停的24所學校多存在以上問題，加上沒有辦學許可，有的學校沒有房產證，即使被強拆也因主體資格不合法而難獲補償。

　　三大窘境

　　家長窘境

　　“哪個家長不想孩子上最好的學校，可進得去嗎？”家長們知道打工子弟學校的種種不好，但他們別無選擇。

　　孩子上學的學校被關停，最受煎熬的是家長。

　　來自四川的陳女士，在暑假得知朝陽區育才學校將要關閉後，陷入了一種焦慮中。陳女士夫婦在育才學校附近不遠的一家餐館裏做廚師，兒子樂樂（化名）上二年級，他們原本打算掙夠了一定的錢，等孩子快上初中了就回老家，讓孩子好好上學。

　　突如其來的關停讓夫婦倆不知所措，他們開始重新考慮回家的計劃，“這樣太耽誤樂樂了，我不想他將來還跟我們一樣打工。”陳女士不太懂北京“人口調控”是什麼概念，但是她說，“可能就是想關了學校，讓我們跟孩子都走吧，北京人少了，管理起來容易一些。”

　　“為什麼不去試試北京的公立學校？”陳女士直搖頭，“哪個家長不想孩子上最好的學校，可是進得去嗎？”她說，前年為了孩子上學，她回家跑了兩趟，辦了各種證明，“五證”齊全後去找了好多所學校，都說學位滿了。不得已，陳女士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學校，“有學上總比沒學上好啊”。

　　被公立學校拒之門外的，遠不止樂樂一人。6月中旬，海澱區清河五小開始招生，根據相關規定，外來打工子弟可就近入學。為了搶得一個學位，上百名外來務工人員前一夜就開始排隊。可是，開始報名時，外來的家長和孩子卻被拒之門外。報名當天，多名家長憤怒甚至在現場嚎啕大哭，但校方堅稱不能接收。家長們聯合起來將學校的鐵門推開，在A4的白紙上寫著“我要上學”幾個大字，孩子舉著這個紙牌，家長和孩子哭聲一片，但學校的負責人卻“躲”了起來不接受采訪。據十多名當天報名家長的反饋，他們無奈將孩子送回了老家，跟隨爺爺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生活。就這樣，孩子們回老家成為了“空巢兒童”。

　　家長知道打工子弟學校的種種不好，但他們別無選擇。也曾有一所學校願意接收樂樂，但要求出1.5萬元的讚助費，陳女士選擇了放棄，“那是我半年多的收入啊，出來就是為了存點錢回去。”

　　截至前天，受關停影響的1.4萬學生，已有8000人到公立學校報名。不過樂樂已經沒有機會了，陳女士夫婦帶著他回了老家，他已經在當地的學校上學。

　　孩子窘境

　　不斷換學校，不斷換老師，“這樣的教育環境，將影響他們一生的命運，他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對於大多數打工子弟來說，他們年紀尚小，不諳世事。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不斷換學校，不斷換老師。“這樣的教育環境，將影響他們一生的命運，他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張誌強說，他們即使在北京上了小學，也上不了初中，即使上了高中，也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他們中的大多數，隻能去上職校。

　　據張誌強介紹，目前狀況最好的是一名打工子弟從職校畢業後找到工作。更多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初中畢業甚至小學畢業後，就加入了打工者的大軍中。

　　上這幾年的學，學生也極為不易。由於學校不斷搬遷，多數學校幾易校址，每一次搬遷，學生都可能不得不轉學。政府的關停也常常突如其來，導致孩子被迫轉學。郭先生夫婦來到北京已6年，在菜市場賣水果蔬菜。他的3個孩子起初都在新發地附近的南苑小學讀書，讀了4年多，學校突然被拆了。此後，夫妻倆將孩子轉學至東升鄉的育紅小學，但在育紅小學隻學了一年，就因為所租住的房屋拆遷，3個孩子再次轉學，來到新希望小學。但讓郭先生沒想到的是，這次隻讀了半年，新希望小學又被關停了。

　　張誌強說，每個學校教法不一樣，每一次轉學都需要重新適應新環境，影響孩子正常學習。從心靈成長的角度講，孩子內心所受到的打擊也很大，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要頻繁地換學校、換老師。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內心會彷徨和茫然，總感覺在城市裏受歧視。有專家指出，這樣的孩子長大後，對社會很可能有不滿情緒。

　　此次學校關停後被分流到公辦學校的孩子們，他們或許是幸運的，但誰也不能保證明年、後年，更多的打工子弟能否進入北京公辦學校的門檻。事實上就在今年8月29日，豐台區200多名孩子就已遭遇豐台社區學院“七證”的門檻。豐台區教委負責人稱，家長需持市教委要求的“五證”以及防疫證和轉學證共七個證明領取相關表格，等待教委的統一安排。不少學生因證件不全，不能登記。

　　學校窘境

　　既然政府都已經“規範保留”了，以為肯定能繼續辦學很長時間。但一場大火讓政府“說翻臉就翻臉”。

　　學校條件差，教師收入低，其實很多辦學校長心裏也很明白，這樣對孩子的教育不負責任。為了更長遠的招生計劃，已有校長打算提高教師工資，不過正如張誌強所言，“他們都不敢把學校修建得太好”。

　　大興區西紅門鎮建新莊實驗學校在改造方麵投入了很多，去年成為“規範保留學校”，校舍條件相對也比較好。校長羅亮說，他以為，既然政府都“規範保留”了，肯定能繼續辦學很長時間。上學期，羅亮已經計劃將46位教職員工工資提高300—500元，而此前工資水平為1300元—1500元。但沒想到還沒提工資，學校就收到了關停的通知。

　　這一切緣於大興舊宮的那場大火，那次火災造成18人死亡，20多人受傷。大興多所“規範保留校”的辦學者稱，一場大火讓政府“說翻臉就翻臉”了，因為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打工子弟學校自然成為整頓的“重災區”。羅亮說，關停的原因主要是沒有辦學許可，“不是我不想辦，而是根本辦不下來”，他稱多年申請但學校仍未真正取得合法證書。

　　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多名辦學者心灰意冷，“早知道又要關閉，當初就不投那麼多錢改造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站創辦者張誌強說，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讓辦學者覺得學校隨時可能被取締，“能撈一筆是一筆，根本沒有心思辦好學校”。張誌強表示，如果政府給打工子弟學校一個名分，哪怕是承諾辦學十年或二十年，辦學者為了長遠的招生考慮，也會改善教學設施，提高教學水平來吸引家長和學生。

　　尋出路

　　根據現實定新標準

　　“北京享受了外來務工人員帶來的太多實惠，卻不對打工子弟上學負責任，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原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說這句話時，情緒有些激動。

　　據官方統計，加上此次關閉的24所學校，目前北京有114所沒有獲得辦學資格的打工子弟學校，共4萬餘名學生。這說明打工子弟學校具有市場需求。王旭明說，從辦學模式上，應鼓勵、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辦學模式，政府不能以不達標為理由關停學校，而應該根據客觀的現實條件製定出專門針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新標準，規範保留後頒發許可證書，納入統一管理，並監管其教學質量。

　　政府出資委托辦學

　　上海的經驗或許值得北京借鑒。為鼓勵公辦學校招收農民工子女，教育部門按實際招收學生人數核定教師數，下撥公用經費。此外，對新審批的以招收農民工子女為主民辦小學，市財政給予每所學校50萬元辦學設施改造經費。

　　據公開報道，北京的區、縣財政負擔了90%以上的打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於是各區縣一級政府多盡可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少建或者根本不建新的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或者是盡可能提高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的準入門檻。

　　轉變教師管理體製

　　除了“有學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還關注如何讓打工子弟“上好學”。

　　楊團認為，政府光出錢是不夠的，“隻是讓辦學的老板原來從家長手裏賺錢，現在從政府手裏拿錢，但教學質量並不見得提高”。她認為，應轉變教師管理體製，讓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具有與公辦學校教師同等的待遇。政府應製定相應法規，要求辦學者必須給予教師一定的待遇標準，督促辦學者給教師高工資和較好的福利。隻有穩定了教師隊伍，才能給打工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孫雪梅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