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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化肥農藥的認識,有的人認為兩者百害無一利,徹底將其妖魔化;有的人認為保護生態環境和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就該放棄使用農藥化肥。與此同時,個別媒體也推波助瀾,致使人們“談肥色變”“談藥色變”。
如同一枚硬幣,一麵是有關化肥農藥此起彼伏的嘈雜聲音,另一麵是農業農村部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取得的成績:截至2020年底,我國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已順利實現預期目標,三大糧食作物利用率雙雙超40%。
為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化肥農藥,就當前社會上的一些誤解和質疑,記者向有關專家進行了求證。
我國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但“零增長”不等於“零使用”,為什麼在糧食生產中要堅持使用化肥農藥?
“化肥是高效的營養物質,能為作物提供養分,改善作物和土壤營養水平,提高農業生產力。”中國工程院院士、農業農村部科學施肥專家指導組組長、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張福鎖強調,要正確認識化肥對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
“施用化肥以來,全國耕地從大麵積養分匱缺轉變為養分富集。”張福鎖介紹,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主要糧食作物土壤基礎生產力每畝僅260公斤,而現在達到了每畝333公斤。
得益於化肥施用帶來的土壤生產力提升,我國糧食產量有了明顯提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糧食單產翻了兩番,其中化肥的貢獻約占一半。全國大量試驗證明,停止施用化肥,也不施用農家肥,3年內作物產量就會降低一半,甚至更多。”張福鎖告訴記者。
農藥的意義則主要在於通過防治病蟲害達到保護糧食生產的目的。“人、動物和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中,常常會受到各種有害生物的危害,控製這些有害生物,藥物是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貴州大學校長宋寶安看來,盡管當今世界植物保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選育防病蟲品種等非農藥措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農藥依然是當今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的主要手段。
宋寶安擺出現實例證:2019年,我國水稻病蟲害發生麵積約10億畝次,防治麵積達16億畝次,其中化學防治麵積約占2/3,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非化學防治措施約占1/3,這充分說明采用農藥防治仍然是主要的措施。
“人病了要用藥治療,同樣,莊稼有病蟲了,也需要使用農藥防蟲治病。”宋寶安生動總結道,我們的農業豐收離不開農藥,否則就會遭受病蟲災害,會減產減收,會餓肚子。
很多人一談起化肥農藥就恐慌,認為是“吃化肥農藥長大的”。對此,該如何看待?
“現在化肥施用帶來了一些問題,導致一些負麵影響被過分放大。”張福鎖表示,要消除對化肥的誤解,其實很簡單。“就像不合理飲食、營養過剩帶來的‘三高’等一係列健康問題一樣,其實是食物攝入方式的問題,而非食物本身的問題。”
因此,在張福鎖看來,和飲食一樣,化肥施用過量、養分搭配不合理、施用方式粗放等也會產生負麵影響,但需要理性對待。
麵對“用了化肥瓜不香了、果不甜了”的質疑,張福鎖解釋說,施用化肥以來農產品品質整體是大幅提高的,少數問題是化肥施用不合理的結果。“部分果農盲目追求大果和超高產,大量投入氮肥,忽視其他元素配合,導致果實太大、水分太多,而可溶性固形物、糖度反而跟不上,降低了風味。”
此外,有些人將土壤板結、汙染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化肥的作用。對此,張福鎖直言,這並非是化肥導致。“土壤板結主要是不合理灌溉和不合理耕作造成的。合理使用化肥,尤其是與有機肥配施可以改善土壤結構。”
對於人們談“藥”色變,在宋寶安看來,很大程度上是受過去使用一些高毒農藥引發的安全性事件的影響。“以前曾報道過的毒生薑、毒韭菜、毒豇豆等事件,這些留給公眾的記憶傷痕是人們對農藥認知偏見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寶安介紹,由於過去我國農藥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之農戶安全使用農藥的意識淡薄,亂用、濫用農藥的現象時有發生。進入新世紀以後,很多高毒、高風險農藥已經逐步被淘汰。特別是新的農藥登記管理條例實施以後,我國對農藥登記已十分嚴格,對人、畜、天敵和環境有害的化合物是拒絕登記的。
針對人們關心的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宋寶安認為判斷農藥殘留是否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必須和劑量相聯係,使用科學、規範,就安全可控。“隻要科學合理使用農藥,嚴格執行安全間隔期和限製用藥劑量,農藥殘留是可以降解到安全標準範圍內的,因而產品也是安全的。”
目前,我國農藥減量增效取得明顯成效,同時我國農藥產量呈現穩定微增趨勢。為何“農藥用得越來越少,而產得卻越來越多”?
“農藥使用量指的是終端製劑使用量,農藥產量的統計一般以農藥原藥為主,因此二者不能直接以數據大小來對比。”中國農藥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李鍾華首先從概念上進行了解釋。
目前,我國農藥零增長行動主要聚焦於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因此,我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一定要注意它們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含義和嚴格的限定條件。”李鍾華說。
李鍾華表示,農藥產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是農藥生產和出口大國,出口占據了農藥原藥產量的很大一部分份額。以2019年數據為例,我國出口農藥185.18萬噸,其中農藥原藥出口65.59萬噸,原藥產量151.60萬噸,原藥出口占比43.3%。
“出口肯定還是中國農藥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出路。”李鍾華指出,因為農藥使用具有季節性,要解決需求端限製所帶來的影響,就必須開拓全球市場,才能促進我國農藥工業向連續化、現代化、自動化方向發展,才能保證在國內農藥使用量減少的情況下,農藥工業保持長足可持續性穩定發展。
如何看待農業高質量發展與化肥農藥減量之間的關係?
“化肥用量要控製到合理的範圍,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張福鎖直言,我們不能盲目“減肥”,當前要把用量過高的降下來,用量合理的地方要保持,用量少的地方還要提高一些。“要減少某些過量投入的養分,如氮磷鉀等大量營養元素,也要考慮增加有機肥還田,以及補充鈣鎂鋅等中微量營養元素。”
目前,張福鎖帶領農業農村部科學施肥專家指導組構建了小麥、玉米、水稻三大糧食作物氮肥施用定額指標,其中,水稻的氮肥安全用量應該為7-12公斤/畝,小麥5-19公斤/畝,玉米8-19公斤/畝。
張福鎖補充道,控製化肥用量還應該以技術創新為前提,同時也要與其他栽培措施配合實現糧食增產。“我們十多年的試驗證明,控製化肥用量在合理水平,通過優良品種選擇、播種技術調控、土壤改良等措施,小麥、玉米、水稻可以增產18%-35%。”
針對農藥減量,宋寶安表示:“不能以犧牲作物產量和防治病蟲害效果為代價,而是要淘汰低效、高毒、高殘留品種,提升農藥利用率,並用高效、環境友好型綠色農藥和生物農藥新品種替代低效老舊品種,在此基礎上合理使用與科學防控。”
“推進農藥減施增效,發展高效、低殘留、生態友好的綠色農藥和生物農藥,更加注重農產品質量安全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宋寶安介紹,近年來,我國加強了農作物病蟲草害的綠色防控實施力度。2020年全國農作物病蟲害綠色防控覆蓋率提升至41.5%,重點區域果菜茶綠色防控基本實現全覆蓋。
專家認為,深入推進化肥農藥減量使用是綠色農業發展方向,也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需要方方麵麵的努力。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化肥農藥使用監管,要通過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係建設,不斷提升科學施肥、科學用藥指導服務能力。農業生產者要增強節肥節藥意識,對違規使用農藥、不遵守農藥使用安全間隔期的行為,要加重處罰。隻有多措並舉,才能有效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保障農業生產安全和農產品質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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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化肥農藥的認識,有的人認為兩者百害無一利,徹底將其妖魔化;有的人認為保護生態環境和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就該放棄使用農藥化肥。與此同時,個別媒體也推波助瀾,致使人們“談肥色變”“談藥色變”。
如同一枚硬幣,一麵是有關化肥農藥此起彼伏的嘈雜聲音,另一麵是農業農村部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取得的成績:截至2020年底,我國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已順利實現預期目標,三大糧食作物利用率雙雙超40%。
為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化肥農藥,就當前社會上的一些誤解和質疑,記者向有關專家進行了求證。
我國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但“零增長”不等於“零使用”,為什麼在糧食生產中要堅持使用化肥農藥?
“化肥是高效的營養物質,能為作物提供養分,改善作物和土壤營養水平,提高農業生產力。”中國工程院院士、農業農村部科學施肥專家指導組組長、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張福鎖強調,要正確認識化肥對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
“施用化肥以來,全國耕地從大麵積養分匱缺轉變為養分富集。”張福鎖介紹,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主要糧食作物土壤基礎生產力每畝僅260公斤,而現在達到了每畝333公斤。
得益於化肥施用帶來的土壤生產力提升,我國糧食產量有了明顯提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糧食單產翻了兩番,其中化肥的貢獻約占一半。全國大量試驗證明,停止施用化肥,也不施用農家肥,3年內作物產量就會降低一半,甚至更多。”張福鎖告訴記者。
農藥的意義則主要在於通過防治病蟲害達到保護糧食生產的目的。“人、動物和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中,常常會受到各種有害生物的危害,控製這些有害生物,藥物是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貴州大學校長宋寶安看來,盡管當今世界植物保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選育防病蟲品種等非農藥措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農藥依然是當今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的主要手段。
宋寶安擺出現實例證:2019年,我國水稻病蟲害發生麵積約10億畝次,防治麵積達16億畝次,其中化學防治麵積約占2/3,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非化學防治措施約占1/3,這充分說明采用農藥防治仍然是主要的措施。
“人病了要用藥治療,同樣,莊稼有病蟲了,也需要使用農藥防蟲治病。”宋寶安生動總結道,我們的農業豐收離不開農藥,否則就會遭受病蟲災害,會減產減收,會餓肚子。
很多人一談起化肥農藥就恐慌,認為是“吃化肥農藥長大的”。對此,該如何看待?
“現在化肥施用帶來了一些問題,導致一些負麵影響被過分放大。”張福鎖表示,要消除對化肥的誤解,其實很簡單。“就像不合理飲食、營養過剩帶來的‘三高’等一係列健康問題一樣,其實是食物攝入方式的問題,而非食物本身的問題。”
因此,在張福鎖看來,和飲食一樣,化肥施用過量、養分搭配不合理、施用方式粗放等也會產生負麵影響,但需要理性對待。
麵對“用了化肥瓜不香了、果不甜了”的質疑,張福鎖解釋說,施用化肥以來農產品品質整體是大幅提高的,少數問題是化肥施用不合理的結果。“部分果農盲目追求大果和超高產,大量投入氮肥,忽視其他元素配合,導致果實太大、水分太多,而可溶性固形物、糖度反而跟不上,降低了風味。”
此外,有些人將土壤板結、汙染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化肥的作用。對此,張福鎖直言,這並非是化肥導致。“土壤板結主要是不合理灌溉和不合理耕作造成的。合理使用化肥,尤其是與有機肥配施可以改善土壤結構。”
對於人們談“藥”色變,在宋寶安看來,很大程度上是受過去使用一些高毒農藥引發的安全性事件的影響。“以前曾報道過的毒生薑、毒韭菜、毒豇豆等事件,這些留給公眾的記憶傷痕是人們對農藥認知偏見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寶安介紹,由於過去我國農藥產品結構不合理,加之農戶安全使用農藥的意識淡薄,亂用、濫用農藥的現象時有發生。進入新世紀以後,很多高毒、高風險農藥已經逐步被淘汰。特別是新的農藥登記管理條例實施以後,我國對農藥登記已十分嚴格,對人、畜、天敵和環境有害的化合物是拒絕登記的。
針對人們關心的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宋寶安認為判斷農藥殘留是否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必須和劑量相聯係,使用科學、規範,就安全可控。“隻要科學合理使用農藥,嚴格執行安全間隔期和限製用藥劑量,農藥殘留是可以降解到安全標準範圍內的,因而產品也是安全的。”
目前,我國農藥減量增效取得明顯成效,同時我國農藥產量呈現穩定微增趨勢。為何“農藥用得越來越少,而產得卻越來越多”?
“農藥使用量指的是終端製劑使用量,農藥產量的統計一般以農藥原藥為主,因此二者不能直接以數據大小來對比。”中國農藥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李鍾華首先從概念上進行了解釋。
目前,我國農藥零增長行動主要聚焦於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因此,我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一定要注意它們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含義和嚴格的限定條件。”李鍾華說。
李鍾華表示,農藥產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是農藥生產和出口大國,出口占據了農藥原藥產量的很大一部分份額。以2019年數據為例,我國出口農藥185.18萬噸,其中農藥原藥出口65.59萬噸,原藥產量151.60萬噸,原藥出口占比43.3%。
“出口肯定還是中國農藥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出路。”李鍾華指出,因為農藥使用具有季節性,要解決需求端限製所帶來的影響,就必須開拓全球市場,才能促進我國農藥工業向連續化、現代化、自動化方向發展,才能保證在國內農藥使用量減少的情況下,農藥工業保持長足可持續性穩定發展。
如何看待農業高質量發展與化肥農藥減量之間的關係?
“化肥用量要控製到合理的範圍,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張福鎖直言,我們不能盲目“減肥”,當前要把用量過高的降下來,用量合理的地方要保持,用量少的地方還要提高一些。“要減少某些過量投入的養分,如氮磷鉀等大量營養元素,也要考慮增加有機肥還田,以及補充鈣鎂鋅等中微量營養元素。”
目前,張福鎖帶領農業農村部科學施肥專家指導組構建了小麥、玉米、水稻三大糧食作物氮肥施用定額指標,其中,水稻的氮肥安全用量應該為7-12公斤/畝,小麥5-19公斤/畝,玉米8-19公斤/畝。
張福鎖補充道,控製化肥用量還應該以技術創新為前提,同時也要與其他栽培措施配合實現糧食增產。“我們十多年的試驗證明,控製化肥用量在合理水平,通過優良品種選擇、播種技術調控、土壤改良等措施,小麥、玉米、水稻可以增產18%-35%。”
針對農藥減量,宋寶安表示:“不能以犧牲作物產量和防治病蟲害效果為代價,而是要淘汰低效、高毒、高殘留品種,提升農藥利用率,並用高效、環境友好型綠色農藥和生物農藥新品種替代低效老舊品種,在此基礎上合理使用與科學防控。”
“推進農藥減施增效,發展高效、低殘留、生態友好的綠色農藥和生物農藥,更加注重農產品質量安全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宋寶安介紹,近年來,我國加強了農作物病蟲草害的綠色防控實施力度。2020年全國農作物病蟲害綠色防控覆蓋率提升至41.5%,重點區域果菜茶綠色防控基本實現全覆蓋。
專家認為,深入推進化肥農藥減量使用是綠色農業發展方向,也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需要方方麵麵的努力。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化肥農藥使用監管,要通過加強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係建設,不斷提升科學施肥、科學用藥指導服務能力。農業生產者要增強節肥節藥意識,對違規使用農藥、不遵守農藥使用安全間隔期的行為,要加重處罰。隻有多措並舉,才能有效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保障農業生產安全和農產品質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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