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焦作全境相繼解放。此時，作為黃河中下遊重要的節點城市，作為黃河千裏長堤的起點城市，剛剛解放的焦作人民便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熱情，迅速投入到了人民治黃的曆史洪流中，在全國人民治黃史上樹立了典範。
沁河大樊堵口、人民勝利渠建設、楊莊改道、黃河北圍堤搶險……在一次又一次的人民治黃曆史事件中，都閃動著焦作人民光輝的身影。
沁河大樊口，位於武陟縣三陽鄉大樊村。曆史上，這裏曾多次決口，造成大片流泛區，危及100多個村莊、數十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而原本要流向黃河的沁河水卻由此流向東北方向，經武陟、修武、獲嘉、輝縣、新鄉等區域，最後在新鄉奪衛河入京杭大運河北段。1938年，國民黨政府在試圖扒開黃河花園口時，也曾考慮扒開黃河北岸沁河口附近的任何一處堤壩，使沁河水一泄而下，阻擋日軍進攻。慶幸的是，1938年沁河大樊口未被決堤。而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戰爭需要，中國軍隊和日軍卻多次在此處相互扒口。
由此可見，沁河大樊口不僅僅會對沿線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重要影響，而且還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947年夏，洪水暴漲，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沁河大樊口決堤。據資料顯示，此次大水造成麵積約400平方公裏的流泛區，受災村莊120個，受災民眾20多萬人。
誰來縛住“水龍”？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已自顧不暇，但受災群眾終究還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48年10月，焦作全境相繼解放，人民政府要為群眾辦得第一件實事就是“堵住大樊口，永絕後患”。沁河大樊堵口是新鄉、焦作地區人民治黃事業的開端。
於是，當年19歲的郭世恩和2000多名當地群眾一起成了沁河大樊堵口工地上的民工。
如今郭世恩已是92歲的耄耋老人，但精神矍鑠，談起當年大樊堵口的事情仍有清晰記憶。他說：“大樊口經常決堤又複堤，造成一大片不長莊稼的流泛區。我十幾歲的時候去焦作拉煤經過流泛區，路都不能走。武陟解放後，聽說人民政府要帶著大家堵口，群眾都踴躍報名，我也不落後。”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1949年2月，沁河大樊堵口戰役正式打響。
抬土、打夯、捆柳枕……工地上人歡馬叫。郭世恩回憶：“當時的冀魯豫黃委會非常重視此次大樊堵口工作，從山東、山西調來許多技術人員，曾參加過花園口堵口的許多技術人員也到這裏來指導工作。那時候，大家在工地上不僅能看到本地人，還能看到許多穿著紫花布衣帽的山東人和穿著黑衣白褂的山西人，他們幹勁都很大。我在工地上主要負責抬土，挖好的土就用籮筐挑，我們本地人不如山東人會挑擔子。”
郭世恩接著說：“大樊堵口主要用料是木樁、麻繩、樹稍、玉米稈，玉米稈都是附近幾個縣的群眾送來的。當時收料不給錢給小米，因為糧食緊缺，老百姓也都願意要小米不要錢。”
因為當上了大樊堵口工地的民工，郭世恩成了家裏的頂梁柱，他每天都能從工地上領回4公斤小米。有了糧食，郭世恩幹活起勁。工地上黨員幹部帶隊衝鋒，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也讓郭世恩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溫暖。
然而，沁河大樊堵口工程並非一帆風順。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大樊口終於合龍。然而好景不長，一次陰雨天它被再次衝毀。針對此事，華北水利委員會嚴厲批評了冀魯豫黃委會，當時主要負責此次工程的冀魯豫黃委會第五修防處進行了深刻檢討。
1949年4月1日，第二次堵口開工。冀魯豫黃委會派駐開封辦事處的工程師徐福齡堅守工地。
“第二次堵口比第一次堵口難，難就難在原料供應上。那時候的沁河水大得很，十幾米長的一根柳枕，推進去就沒影了。所以，要用大量原料。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冀魯豫黃委會的支持下，周邊隻要能用得上的原料群眾都往堤上送，誰看了都感動！”想起當年從上至下支援沁河大樊堵口工程的場景，郭世恩老人仍激動萬分。
又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沁河大樊口終於堵上了，沁河水回歸黃河！當時的華北水利委員會對第五修防處通報表揚，當時的太行第四專區還派來戲團唱戲慶祝，人民群眾人人歡欣鼓舞！
曾任水利部副部長、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的王化雲在《我的治河實踐》一書中這樣談到此次沁河大樊堵口：“今後黃河、沁河還會不會發生決口？我們希望沒有，永遠沒有，但也很難預料。因此，這次堵口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十分珍貴的。”
堵口成功了！郭世恩興奮不已。由於表現突出，他由民工成長為維護黃沁大堤安瀾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員。郭世恩說：“那時，我每天能領到3公斤小米，雖然還沒幹活時多，但我很滿足。”
70年來，郭世恩從來沒有忘記一件事。那時，他給劉明朗段長當通訊員，時常跟著劉段長一起上堤巡查。他騎自行車，劉明朗就騎馬。他騎馬，劉明朗就騎車。當時的段長們多數配有一杆槍，郭世恩就替劉明朗背槍。背著槍、騎著馬，看著波瀾壯闊的黃河風光，郭世恩感覺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神氣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