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禮”在何處
更新時間：2023-9-1 15:56:57 來源：焦作日報
經典山陽
禮（繁體字“禮”）左邊的“示”字旁代表神主，右邊的“豊”表示放在器皿裏的兩串玉石，合起來，“禮”的本意是祭神、敬神的意思。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仁”，一個是“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禮。”“仁”修養的是心，是魂魄；“禮”是心的外化，是規範了的言行。施“仁”踐“禮”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從外在行為規範中對自己的生命進行觀照，從而喚醒自己的心靈，做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問禮”的一生。
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典故，《史記》《莊子》《禮記》等均有記載，隻是“問禮”的時間和地點不相同。
據《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魯國求教於老子並“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巷黨在今山東境內。是年，孔子應該17歲，這也是兩位聖哲的第一次見麵。
第二次見麵記載在《史記·老子列傳》，其中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地點在周的都城洛陽。當時，孔子34歲，是帶著門生南宮敬叔一塊去的，而且留下對老子的高度評價：“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第三次“問禮”的地點在沛（今江蘇省沛縣），孔子51歲，莊子在《天運》中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問禮”都問了什麼呢？
這就是關於“禮”這一概念的廣義與狹義的理解了。廣義的“禮”指的是典章製度方麵的規定性示範，狹義的“禮”指的是民風民俗，比如婚喪嫁娶等方麵的約定習慣。
孔子第一次“問禮”，問的就是喪葬方麵的問題。據《曾子問》記載，當送葬的隊伍遇上了日食這種天體現象，葬禮是應該繼續進行還是暫停？
《史記·老子列傳》記錄“問禮於老子”，隻記述了老子批評孔子的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由此可見，孔子第二次“問禮”談的應是由“禮”而“仁”的主張。
《莊子》一書多以寓言闡發本門思想，因而內容總是或真或假，其真實性值得懷疑。另外，作為道家的擁躉者與弘揚者，莊子對儒家多采取調侃與嘲諷的態度。比如除“南之沛見老聃”外，裏邊還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書藏於周王室，而“往見老聃”的情節，也采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批駁了孔子的“仁義”之禮。
孔子向老子“問禮”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隨著兩位聖哲在中華文明發展曆程中的地位日趨升高，後世學者對“問禮”的確切地點也多加考證，並立碑、興祠予以紀念。
比如洛陽市瀍河回族區東關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的石碑，該碑由當時的河南府尹張漢書丹、洛陽縣令郭朝鼎刻立，時間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宮的老君台上也立有“孔子問禮處”石碑一座，該碑由當時的鹿邑縣知事王夢蚊撰文並立石，時間是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東省曲阜市的孔廟內也存“孔子問禮處”碑一塊，洛陽市下清宮有“孔子問禮台”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宮前有“問禮巷”。此外，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還有戴季陶建造的“問禮亭”。
在我市馬村區武王街道辦事處東孔莊村也有一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該碑立於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該碑藏於修武縣文化館。東孔莊村與西、北孔莊村原來是一個村子，叫孔莊，人口增多後才一分為三的。
洛陽是老子曾經工作過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裏，也有人說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鄉。由此來看，孔子登門“問禮”，這些地方皆有跡可循，唯獨孔莊的這一塊碑立得很突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需要考證的是孔子是否真的來過孔莊。
曆史上，孔子有兩次順路孔莊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晉國趙鞅，即趙簡子派使者到魯國聘請正在衛國的孔子為師。但是走到黃河邊上時，孔子聽說趙簡子殺了晉國兩位賢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衛國。《呂氏春秋》曰：“孔子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證說，孔子這次已經進入了晉國。
在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晉廟鋪鎮有一處天井關，此關為太行八陘之一的太行陘（山西和河南間的一條重要通道）的一處關隘。天井關立有一碑，名為“孔子回車”，是為了紀念孔子入晉並在此處返回的碑刻遺存，是山西省級保護文物。
如果晉城市的“孔子回車”為曆史真實，那麼孔子取道太行陘入晉，焦作則是其繞不過的必經之地，順路孔莊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晉，史無所載，但《莊子·外篇·達生》裏卻有一篇“孔子觀於呂梁”的內容，借當地一男子遊泳的事例，表達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規律、堅守原則，也要隨機應變的道理。
呂梁市位於山西省中部，如按莊子所說，孔子確實是入了晉國。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當孔子再度從外地回到衛國時，去拜見了衛國一個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當年已隱退於新鄉市獲嘉縣（另說在長垣縣），居於同盟山（據說該山為昔年周武王率師伐紂，在商郊牧野舉行戰前誓師的盟台）西北。孔子拜見蘧伯玉後，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間，孔子設帳教學，收了不少當地弟子。名列“孔門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這個時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溫縣人，如果孔子西去溫縣，修武縣則是必經之地，路過孔莊（該村曾隸屬於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東孔莊還有一塊“重修文廟”碑，由修武縣生員石鋁鋰等人立，時間為明萬曆甲午歲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還要早37年。
該碑序文題額為“孔子問禮記”，據碑文記載，孔莊“先名聃村，世傳老聃修煉於此故名。後因夫子問禮於聃，更名曰孔莊”。後文還記敘了文廟（即孔廟）重修的情況以及孔子“問禮”之故，但並未確認老子何時在此隱居，以及孔子何時於此“問禮”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煉，無據可查。
筆者認為，“聃”同“耽”，含有停留、遲延之義。大概率的可能性，應該是孔子離衛出遊時曾在孔莊短暫停留過，也可能是留宿或設帳講學。後人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並興建文廟以資興盛文化事業。再往後，人們為提升村莊的文化厚度，將這個“耽”特意謬誤為“聃”，勾勒出老子與孔子的“問禮”情節，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畢竟寄托著人們對兩位聖哲的崇敬與膜拜。
類似的，如山東省聊城市冠縣店子鎮就有個孔村，後分支為東、西孔村。據傳，是因為孔子攜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頂山市葉縣鄧李鄉泥車村，據說是因為孔子周遊列國時，車子在這裏陷進了泥沙裏，當地的老百姓幫忙，把車子從泥沙中拖了出來，而更村名為泥車村。
至於“孔子易轍”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個孩子關於“車避城”還是“城避車”的爭論。這個故事最早記載於《敦煌變文集》裏的《孔子項槖相問書》，後至明朝時被編纂為《小兒書》，這個故事也被孔莊人引來作為佐證孔子路徑此地的典故。
項槖此人史有所記，但也僅僅是《戰國策·秦策五》裏邊“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一句。後人考證項槖為莒國人，也是山東人，故裏在現山東省日照市。因此，用這個故事來趣說孔子純粹是以訛證訛。
況且，假托聰慧幼兒項槖之名，表達頗有智辯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車避城”的傳說，還有其他如關於“父母倫理”“風雲變化”，甚至“鵝蛙之鳴”等的機智詭辯，這些小故事許多地方都有，不止孔莊一處。
當然，就像創作於戰國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樣，“孔子易轍”也不過是佚名文人捕風捉影的野趣雅情罷了。
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曆史，中華大地上處處都遺留著無數的名人足跡。進入新時代以後，隨著社會整體素質的提升，人們呼喚傳統文化回歸的聲音日益高漲，各地都在發掘本處的曆史古跡或文明脈絡，以新穎的角度再次敘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曆史的真實有時是不需要過於糾葛的，好比南陽與襄陽的“臥龍之爭”，畢竟，我們需要傳承的主要是精神層麵的東西。
“仁”與“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來更是維係社會各階層有秩序運轉的基石，也一直是中華民族最基礎的價值追求，早已經根植於每個華夏兒女的心底。
改革開放以來，三個孔莊村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北孔莊村，不僅經濟發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設也如火如荼，正在朝著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規劃藍圖大步前進。而且，2021年，該村還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鄉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間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鄉風民情得到了極大改善。
目前，北孔莊正在規劃建設“孔子問禮園”，以振興鄉村文化事業，這不也正是孔子“仁”與“禮”的精神延續嗎？
願北孔莊在鄉村振興的發展道路上，蹄疾步穩、日新月異，也希望認同並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加以傳承和弘揚的有誌之士們，“求仁得仁”“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王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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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其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仁”，一個是“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禮。”“仁”修養的是心，是魂魄；“禮”是心的外化，是規範了的言行。施“仁”踐“禮”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從外在行為規範中對自己的生命進行觀照，從而喚醒自己的心靈，做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問禮”的一生。
孔子“問禮”於老子的典故，《史記》《莊子》《禮記》等均有記載，隻是“問禮”的時間和地點不相同。
據《禮記·曾子問》記載，孔子在魯國求教於老子並“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巷黨在今山東境內。是年，孔子應該17歲，這也是兩位聖哲的第一次見麵。
第二次見麵記載在《史記·老子列傳》，其中有“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地點在周的都城洛陽。當時，孔子34歲，是帶著門生南宮敬叔一塊去的，而且留下對老子的高度評價：“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第三次“問禮”的地點在沛（今江蘇省沛縣），孔子51歲，莊子在《天運》中記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問禮”都問了什麼呢？
這就是關於“禮”這一概念的廣義與狹義的理解了。廣義的“禮”指的是典章製度方麵的規定性示範，狹義的“禮”指的是民風民俗，比如婚喪嫁娶等方麵的約定習慣。
孔子第一次“問禮”，問的就是喪葬方麵的問題。據《曾子問》記載，當送葬的隊伍遇上了日食這種天體現象，葬禮是應該繼續進行還是暫停？
《史記·老子列傳》記錄“問禮於老子”，隻記述了老子批評孔子的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由此可見，孔子第二次“問禮”談的應是由“禮”而“仁”的主張。
《莊子》一書多以寓言闡發本門思想，因而內容總是或真或假，其真實性值得懷疑。另外，作為道家的擁躉者與弘揚者，莊子對儒家多采取調侃與嘲諷的態度。比如除“南之沛見老聃”外，裏邊還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書藏於周王室，而“往見老聃”的情節，也采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批駁了孔子的“仁義”之禮。
孔子向老子“問禮”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隨著兩位聖哲在中華文明發展曆程中的地位日趨升高，後世學者對“問禮”的確切地點也多加考證，並立碑、興祠予以紀念。
比如洛陽市瀍河回族區東關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的石碑，該碑由當時的河南府尹張漢書丹、洛陽縣令郭朝鼎刻立，時間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宮的老君台上也立有“孔子問禮處”石碑一座，該碑由當時的鹿邑縣知事王夢蚊撰文並立石，時間是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東省曲阜市的孔廟內也存“孔子問禮處”碑一塊，洛陽市下清宮有“孔子問禮台”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宮前有“問禮巷”。此外，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還有戴季陶建造的“問禮亭”。
在我市馬村區武王街道辦事處東孔莊村也有一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該碑立於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該碑藏於修武縣文化館。東孔莊村與西、北孔莊村原來是一個村子，叫孔莊，人口增多後才一分為三的。
洛陽是老子曾經工作過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裏，也有人說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鄉。由此來看，孔子登門“問禮”，這些地方皆有跡可循，唯獨孔莊的這一塊碑立得很突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需要考證的是孔子是否真的來過孔莊。
曆史上，孔子有兩次順路孔莊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晉國趙鞅，即趙簡子派使者到魯國聘請正在衛國的孔子為師。但是走到黃河邊上時，孔子聽說趙簡子殺了晉國兩位賢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衛國。《呂氏春秋》曰：“孔子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證說，孔子這次已經進入了晉國。
在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晉廟鋪鎮有一處天井關，此關為太行八陘之一的太行陘（山西和河南間的一條重要通道）的一處關隘。天井關立有一碑，名為“孔子回車”，是為了紀念孔子入晉並在此處返回的碑刻遺存，是山西省級保護文物。
如果晉城市的“孔子回車”為曆史真實，那麼孔子取道太行陘入晉，焦作則是其繞不過的必經之地，順路孔莊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晉，史無所載，但《莊子·外篇·達生》裏卻有一篇“孔子觀於呂梁”的內容，借當地一男子遊泳的事例，表達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規律、堅守原則，也要隨機應變的道理。
呂梁市位於山西省中部，如按莊子所說，孔子確實是入了晉國。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當孔子再度從外地回到衛國時，去拜見了衛國一個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當年已隱退於新鄉市獲嘉縣（另說在長垣縣），居於同盟山（據說該山為昔年周武王率師伐紂，在商郊牧野舉行戰前誓師的盟台）西北。孔子拜見蘧伯玉後，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間，孔子設帳教學，收了不少當地弟子。名列“孔門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這個時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溫縣人，如果孔子西去溫縣，修武縣則是必經之地，路過孔莊（該村曾隸屬於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東孔莊還有一塊“重修文廟”碑，由修武縣生員石鋁鋰等人立，時間為明萬曆甲午歲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塊“孔子問禮處”的石碑還要早37年。
該碑序文題額為“孔子問禮記”，據碑文記載，孔莊“先名聃村，世傳老聃修煉於此故名。後因夫子問禮於聃，更名曰孔莊”。後文還記敘了文廟（即孔廟）重修的情況以及孔子“問禮”之故，但並未確認老子何時在此隱居，以及孔子何時於此“問禮”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煉，無據可查。
筆者認為，“聃”同“耽”，含有停留、遲延之義。大概率的可能性，應該是孔子離衛出遊時曾在孔莊短暫停留過，也可能是留宿或設帳講學。後人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並興建文廟以資興盛文化事業。再往後，人們為提升村莊的文化厚度，將這個“耽”特意謬誤為“聃”，勾勒出老子與孔子的“問禮”情節，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畢竟寄托著人們對兩位聖哲的崇敬與膜拜。
類似的，如山東省聊城市冠縣店子鎮就有個孔村，後分支為東、西孔村。據傳，是因為孔子攜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頂山市葉縣鄧李鄉泥車村，據說是因為孔子周遊列國時，車子在這裏陷進了泥沙裏，當地的老百姓幫忙，把車子從泥沙中拖了出來，而更村名為泥車村。
至於“孔子易轍”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個孩子關於“車避城”還是“城避車”的爭論。這個故事最早記載於《敦煌變文集》裏的《孔子項槖相問書》，後至明朝時被編纂為《小兒書》，這個故事也被孔莊人引來作為佐證孔子路徑此地的典故。
項槖此人史有所記，但也僅僅是《戰國策·秦策五》裏邊“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一句。後人考證項槖為莒國人，也是山東人，故裏在現山東省日照市。因此，用這個故事來趣說孔子純粹是以訛證訛。
況且，假托聰慧幼兒項槖之名，表達頗有智辯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車避城”的傳說，還有其他如關於“父母倫理”“風雲變化”，甚至“鵝蛙之鳴”等的機智詭辯，這些小故事許多地方都有，不止孔莊一處。
當然，就像創作於戰國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樣，“孔子易轍”也不過是佚名文人捕風捉影的野趣雅情罷了。
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曆史，中華大地上處處都遺留著無數的名人足跡。進入新時代以後，隨著社會整體素質的提升，人們呼喚傳統文化回歸的聲音日益高漲，各地都在發掘本處的曆史古跡或文明脈絡，以新穎的角度再次敘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曆史的真實有時是不需要過於糾葛的，好比南陽與襄陽的“臥龍之爭”，畢竟，我們需要傳承的主要是精神層麵的東西。
“仁”與“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來更是維係社會各階層有秩序運轉的基石，也一直是中華民族最基礎的價值追求，早已經根植於每個華夏兒女的心底。
改革開放以來，三個孔莊村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北孔莊村，不僅經濟發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設也如火如荼，正在朝著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規劃藍圖大步前進。而且，2021年，該村還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鄉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間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鄉風民情得到了極大改善。
目前，北孔莊正在規劃建設“孔子問禮園”，以振興鄉村文化事業，這不也正是孔子“仁”與“禮”的精神延續嗎？
願北孔莊在鄉村振興的發展道路上，蹄疾步穩、日新月異，也希望認同並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加以傳承和弘揚的有誌之士們，“求仁得仁”“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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