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這樣寫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百千歲。”可見，中國的古代文明，主要是指黃河中下遊地區的“三河文明”，也就是以山西境內的古河東、河南境內的古河內和古河南為三大核心區的中原文明。
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其它地區沒有古代文明，而缺乏相關的文獻記載。考古發掘證明：中國許多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也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因為缺乏文字記載和文獻支撐，這些古代文明長期以來不被人們所熟知。用這樣的表述似乎更確一些：有文字記載的中國古文明，是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
作為一種自然存在，中國的境內的河很多，但古文獻中所提到的“河”，一定是特指黃河；中國境內的山也很多，但古代文獻中提到的“山”，多數也特指的是太行山。太行山被古人稱之為“天之脊”，黃河被古人稱為“地之脈”。在“天脊”與“地脈”之間，有一個古稱“河內”，又叫“覃懷”風水寶地。她的核心，就是現在的河南省焦作市。中國最早的文獻典籍《尚書·禹貢》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覃懷底績，致於衡漳。”
竹子是中國文人雅士之最愛，梅蘭竹菊被中國人稱為花卉四君子，其中，竹子的人性化特征是最為明顯的。竹子這種東西，在南方是隻是一種植物，而在北方卻是一種曆史悠久的文化。中國古代文獻中，較早提到的北方竹林有三處：一是陝西境內的周至竹林，二是河南境內的博愛竹林，三是河南境內的淇縣竹林。而古文獻中所提到的山陽竹林，就位於太山行之南、黃河之北的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竹林。
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別的地方竹子，都是自生自滅的天然植物群落，而博愛竹林，卻是史書上有名確記載的。 《山海經》中說：“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石，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入於河”。這段文字足以說明：在戰國至西漢初期，太行山下，丹水河畔，已有繁茂的竹林了。
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任命寇恂為河內太守，劉秀對寇恂殷殷囑托：“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漢書·寇恂列傳》)。不久，劉秀北伐燕、代。寇恂統領屬縣，講兵肄射，砍掉淇園的竹林，造箭百萬枝，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並把這些及時轉運前線，以給軍資。
當年的河內太守寇恂，伐淇縣竹林造箭百萬枝，並將淇縣的竹子移到河內種植，使博愛竹林成了世界上緯度最高、麵積最大的人工竹林。在淇縣竹林、周至竹林相繼消失後，有幸保留至今的一萬多畝博愛竹林，就成了“中國北方竹林活化石”。
據《晉書·阮籍傳》記載：“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於是，以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等人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們的“山陽竹林之遊”，使焦作境內的山陽竹林，就成了竹林七賢這種文化現象的誕生地，也使中國北方的山陽竹林，溶進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有了文化靈魂。
竹林七賢生活的時代，正是曹魏政權向西晉司馬氏政權過度的社會大動蕩時代，司馬氏集團掌控曹魏政權二十多年，最後由司馬炎廢魏而自立，建立西晉。這種不符合儒家禮法的改朝換代方式，在當時，就引起了文人雅士們的強烈不滿。在抗爭無效的情況下，這些文人雅士，便遠離政治、蔑視禮法、隱居山林、回歸自然，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張揚新的哲學思想。他們越名教，任自然，放浪形骸，嘯傲山林，隱居宴遊，對酒當歌。
放浪形骸隻是竹林七賢等魏晉名士，發泄對時事和朝政嚴重不滿的一種抗議方式，其本質依然是忠君報國，隻是此君非彼君罷了。在放浪形骸的表象中，竹林七賢並沒有一醉方休無所事事，而是潛心於哲學、文學、音樂學、養生學等方麵的研究，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誰都知道故土難離，但戰爭卻使許多人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那是一種無奈之舉。而主動離開自己居住地，叫旅行或旅遊。竹林七賢之前，中國的觀光旅遊還停留在旅行的層麵上。人們出訪、商務、走親訪友等活動，是以“旅”為主的，“遊”隻是可有可無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旅”的目的隻是為了“行”。而竹林七賢“旅”的目的卻是為了“遊”，他們漫無目標的行走在青山綠水之間，走到一個地方，如果發現這裏的景觀不錯，就在這裏飲酒狂歡小住，或幾天，或幾個月。家人和親戚朋友誰也不知道他們到了什麼地方，直到盡興而歸，古人稱之為“隱居宴遊”，當代人叫作休閑旅遊。因此，有專家認為：竹林七賢是中國最早的旅遊團隊，焦作是中國最早的休閑旅遊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