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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以土地肥沃、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鍾靈毓秀與滿目瘡痍，是這塊土地屢見不鮮的曆史輪回。元末明初，懷川大地狼煙四起，生靈塗炭，“四大懷藥”種植因此中斷。明朝建都後，部分山西移民來到懷川落腳，“四大懷藥”重新由山區走向灘區，生根發芽。隨著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懷藥貿易的繁榮，“四大懷藥”也由貴族走向平民，開始大麵積種植。日本侵華，懷川淪陷，“四大懷藥”種植與銷售再受重創……如今，追溯“四大懷藥”種植史，它在毀滅後重生、在曲折中前行，見證了懷川大地的興衰與沉浮……
乾坤再造“懷藥”重生
1月25日，沁陽市山王莊鎮大郎寨村，山藥種植大戶楊戰備精心包裝著一箱箱“郎山藥”，臉上露出豐收的喜悅。如今，提起“郎山藥”，很少有人聽說過。而在明、清時期，朝廷征收懷藥貢品時，點名要大郎寨村產的“郎山藥”，“懷商”銷往各地的山藥必標明“懷郎”字樣。
《沁陽市誌》記載，大郎寨村的山藥稱“郎山藥”，曾為明、清貢品。大郎寨村趙複晨老人是解放前最後一批貢山藥的老人，他種的“郎山藥”斷麵呈菊花心狀，落地如鐵棍之聲，故名“鐵棍山藥”。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郎山藥”失傳，逐漸被人們遺忘。
近年來，沁陽市加大特色種植扶持力度，“郎山藥”重新成為當地群眾增收致富的新渠道。楊備戰作為種植大戶，積極注冊“郎山藥”商標，培育優良山藥品種。目前，雖然楊備戰還無法還原史料記載中的“菊花心狀”的山藥，但他相信這片土地能生長出優質山藥。
市懷藥行業協會會長馬明仁將我市“四大懷藥”種植史與焦作宏觀曆史變遷結合起來進行考量，認為“郎山藥”很可能是懷山藥的起源。這是怎麼回事呢？
以土地肥沃、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大地，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據傳，武王伐紂時，懷府百姓為將士獻出菊花、地黃來清熱消暑，獻出牛膝、山藥來滋補體質。從此，“懷藥”就與懷川大地共浮沉。元末明初，懷川大地戰亂不斷，千村人煙斷絕、萬頃良田荒蕪，“四大懷藥”種植隨之中斷。無論是《三洗懷慶府》《胡大海複仇》《燕王掃碑》等民間傳說，還是《陳氏家譜》《元史》等記載，都能找到元末明初懷川大地因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的依據。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數百年來，這首民謠祖輩相傳、婦孺皆知。明朝建立後，為恢複農業生產，明政府從人口集密的山西洪洞縣往懷慶府移民。“遷移過來的人，就居住在大郎寨村。”馬明仁說。大郎寨村位於丹河沿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在選擇農作物種植時，移民們選擇了山藥、牛膝、地黃和菊花。然後，種植區域沿沁陽、丹河向黃河灘發展。山藥、牛膝在沙土地采挖方便，因此在黃河灘區被廣泛種植。
關於“四大懷藥”的種植曆史，我市還流傳一種說法：隋唐以前，“四大懷藥”種植以今武陟縣西部的小董、西陶、大封及溫縣的武德鎮為源點，逐步往水土條件相同的周邊地區輻射發展。明朝以後，懷府八縣漸有出產。馬明仁認為，這種說法與元朝末年“四大懷藥”種植傳統中斷並不矛盾。溫縣農科所原所長張寶華也認可“四大懷藥”在明朝時重新從山區走向灘區的發展脈絡。
馬明仁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沁陽市作為古懷慶府所在地，仍大麵積種植“四大懷藥”。後來，由於缺少糧食，國家提倡“以糧為綱”，經濟作物上山、下灘。溫縣、武陟等灘地保留了“四大懷藥”種植傳統，曾在產糧地種植的“郎山藥”退出了曆史舞台。
山河淪陷“懷藥”受傷
河南理工大學地域文化研究專家楊玉東將“懷藥”發展過程分為高貴化、行業化和大眾化三個時期。唐宋以前，懷藥種植稀少，王侯將相才有資格享用，這從曆史記載中可見一斑。
史載，公元前734年，衛桓公向周桓王進貢懷山藥；公元前718年，魏宣王以後，懷山藥成為曆代王（皇）封貢品，歲歲征收。公元前608年，魯宣公開始向周定王進貢懷地黃，此後曆代王（皇）室將其列為貢品。公元619年，覃懷人給唐高祖李淵“土貢牛膝”，此後曆代將其列為貢品。曆代統治者征收懷藥貢品時，大都指地道名要留駕莊和大道寺的地黃、大郎寨的山藥、皇甫村的菊花和小廟後、北金村的牛膝。楊玉東認為，這一時期，懷藥的影響僅限於上層社會。
隨著“四大懷藥”的治療和保健作用得到世人的充分認識，其也由貢品走入大眾生活。銷售市場行情看好，反過來刺激老百姓種植“四大懷藥”的積極性，形成了種植與銷售的良性互動。焦作農村流傳著“一分園十分田”的農諺，以此形容懷藥種植與加工效益相當可觀。
明朝末年，焦作人種植“四大懷藥”已成規模；清朝，“四大懷藥”的銷售進入鼎盛時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四大懷藥”集中產地的溫縣、武陟、沁陽，經營“懷藥”的行棧貨莊在百家左右。貨商根據行情，采取預約種植麵積、預付定金、包銷等方式，扶持藥農生產，組織懷藥行幫，在北京、天津、武漢、西安、廣州、香港等地建立辦事機構，在全國13個藥材幫會中獨占鼇頭。
民國初期，“四大懷藥”種植與銷售進一步發展。1923年，“懷商”張子傑聯合溫縣、沁陽、武陟、孟縣（今孟州市）等地懷藥行棧，集資白銀百萬兩，成立懷藥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從山西太穀縣引種過來的太穀山藥，經過焦作本土培育，成為懷山藥的又一個重要品種。
日寇侵華期間，“懷商”分布在各地的藥材行棧均被日軍搗毀、擠垮。1938年2月19日，日軍占領焦作，強行將焦作產的“四大懷藥”運回日本加工，公然進行資源掠奪。他們還把“四大懷藥”主產區之一武陟縣的土壤運回日本研究，化驗後重新配製土壤試種“懷藥”，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曲折前行“懷藥”逢春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公私合營”“三大改造”，“懷商”退出曆史舞台。“四大懷藥”作為“國藥”被列為國家計劃管理物資，由政府組織生產。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四大懷藥”的生產有了較大的恢複和發展，1959年出現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產量高峰。此後，在“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下，“四大懷藥”種植麵積受到糧食生產的積壓，大幅度縮小，出現了建國後第一個低穀。
1964年，“懷藥”種植麵積又開始擴大。當時，由於“四大懷藥”是國家二類計劃管理物資，實行全額收購，致使庫存嚴重積壓。管理部門降低了收購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種植懷藥的積極性，“四大懷藥”種植麵積再次銳減，產銷再次跌入低穀。
這一時期，為了緩解產銷矛盾，國家有關部門又安排了一些新產區，先後有18個省區引種懷地黃等懷藥，並逐步擴大生產。雖然供求矛盾緩解了，但也出現了嚴重的負麵影響。首先是焦作的“地道懷藥”受到衝擊；其次是連續三年產大於銷，產品再次出現嚴重積壓。最終，新產區產品無地道可言，品種退化，質量下降，銷售不暢，種植麵積又一次大幅度減少。
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四大懷藥”的生產改計劃管理為指導性管理，由市場調節產銷。政府部門積極引導農民闖市場，拓寬營銷渠道，加大品牌推廣力度，推進“四大懷藥”產業化發展，又刺激了農民種植“四大懷藥”的積極性，懷藥種植枯木逢春。
近年來，我市“四大懷藥”種植實施原產地域產品保護，建立地道懷藥規範化種植基地，用現代科學技術指導種植、深加工，逐步實現懷藥種植的規模化、集約化和規範化。可以預見，隨著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四大懷藥”的種植與銷售將出現更加興旺發達的新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