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葆真天生聰慧，天賦異於常人。但不幸的是他幼年喪母，在祖父、祖母和父親的嚴格管教下，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高中癸酉科拔貢，並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年朝考時，得中一等第四名，按慣例隨即分發雲南試用知縣。
席葆真任麗江知縣時，與當地的秀才席登秀認為同姓宗親，給席登秀家掛匾，在麗江傳為佳話，據說，此匾一直保存到“文革”前。當地相傳，在其任昆明縣知縣時，一日，外出公幹回衙，當行至一集市時，遇市肆火災。這時席葆真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驅車前往，督率夫役並親自參與救火，在其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召下，軍民個個奮勇撲救，終於將大火撲滅，民眾見者無不豎指稱讚。
在光緒年間，曾經兩次出任乙亥科和丙子科雲南鄉試同考官。光緒三年，席葆真被欽加二品銜，封大司馬，護理麗江府並兼任知府。
席葆真在雲南當官時，老家的一個叔伯兄弟到雲南投奔他，麵黃肌瘦的兄弟向其哭訴了家鄉的災難。原來在當時河南遭受了災荒，赤野千裏，莊稼顆粒不收。他聽說後每日憂心忡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最後決定將自己所有積蓄，派人送回老家，用以賑濟災荒。
席葆真當官多年，兢兢業業，政績卓著，於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加封其上三代通奉大夫和誥命夫人。席葆真將自己多年的一些學習心得寫成了一部《無聊齋》一卷，啟悟後人。光緒六年，河南學政親自在席葆真的宅邸掛上“拔貢”的牌匾。
1885年初，法國侵略越南北部，占領了我國的一部分土地，清政府啟用老將馮子才去收複失地，中越軍民齊心殺敵，一鼓作氣收複了失地。
當時清廷內一夥人，卻在天津同法國代表簽訂了條約，同意法國的一些過分要求，並同意在中越邊界開埠通商，任用法國人修築鐵路等條件。可是，清廷內的一些人卻說這是為了大清江山的安穩，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席葆真爭論多次，當局就是不更改。席葆真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辭官為民。清廷開始還極力挽留，可後來看到他去意已決，就準許他告老還鄉。席葆真墓誌銘中所寫的“公能臨時應變，如是為不可及也，退居林下，耕讀自樂”。即是他這一段曆史的真實寫照。
席葆真前後在雲南當官曆經12年，當他告老還鄉時，鄉紳百姓莫不攀轅挽留，揮淚相送，贈萬民傘一把。至今雲南等地，還有“席公案”的戲在農村上演，可見當地人們對席葆真的愛戴之情。
當席葆真回到故裏後，發現父老鄉親對他愛理不理的，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就問本家一位80多歲的老大娘是何原因，老大娘看他真誠相問，也就將實情相告，原來是他父親沒有把他送回家的賑災錢款辦好，父老鄉親沒有得到救濟。
當他得知這些情況後，心裏感到很是慚愧，覺得無顏再見家鄉父老。不久，他悄悄地離開了童貫村，帶著自己的家人和書童等人，到了當時的省府開封，在一書院講書來打發時光。沒有多長時間，由於批講聖賢論著甚是精辟，一時聽著眾多，他的聲譽在開封傳開了。後來在開封府的官員一看是席葆真，十分崇敬，隨即給他購買了一處宅子，掛上“席公館”牌匾，讓其居住。一時間，他的公館門前車馬不斷，拜訪的人很多。
席葆真為了不打擾當地的官員和紳士，就給省、府的官員和鄉紳說：“家人都聽說蘇門山風景秀麗，我也想前去遊玩一次。”這樣席葆真又離開了開封。
席葆真坐火車從開封到新鄉下車，雇車前往輝縣的蘇門山。行至高村，正好遇上在家修養的翰林院王翰林。王翰林就是輝縣高村人士，家產頗豐，隨即留席葆真在家小住，王翰林十分敬重席葆真的忠直和學識。宴席期間，王翰林看到席葆真的三公子席善衡眉清目秀，儀表不凡，談吐不俗，心裏就十分喜歡。當知道席善衡尚未婚配時，就親自提媒，將自己待字閨中的女兒嫁給了席善衡。這樣一來席王兩家喜結秦晉之好，成了兒女親家。王翰林將自己一處在蘇門山上閑置的莊園給席葆真一家居住，席葆真也留戀蘇門山的風光，就在這裏定居了下來，在蘇門山他過上了真正的歸隱生活。
其間，其父也曾多次到輝縣尋找席葆真，席葆真因故均未相見。席葆真就在輝縣蘇門山畔，整日於憂國憂民之中，度過了他的晚年。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席葆真在輝縣蘇門山高村去世，臨終前，他還念念不忘家鄉之事，吩咐兩個兒子席善師、席善衡說：“在家鄉父老鄉親亟需賑濟時，我沒有將賑濟的事情辦好，沒有解民於倒懸之中，我對不起他們，心裏有愧呀！因而我死後不要給我立碑。”
席葆真去世後，靈柩被運回老家安葬。朝廷得知後，禦賜石碑一通，禮部酌派拔貢七品知縣邢汝霖撰文，共城名刻靳三友刻寫。但席善師和席善衡弟兄倆來了個“草民抗旨”，予以謝絕。
可是石碑既然已經運到童貫村了，也不可能再拉走，就把它放在了童貫村席家的家廟裏。此後，這通“無字碑”就在席家廟裏靜靜地躺了一個多世紀。
席家富 草撰 薛更銀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