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在中國文化地理上，如果缺少了遷徙，可能就沒有中原以外的文化崛起，就沒有後來江南文化的崛起。遷徙往往是規模性的，在這種大的規模性遷徙之外，還存在影響蠻夷文化崛起的另一個因素，即貶謫。貶謫是個人性，往往是做官的文人，做官的文人被貶到蠻荒之地，其權力與文化影響力，往往能夠奠定地域文化，甚至影響到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構。這些著名遷客逐臣的文化名人效應，他們對貶所的民俗生活與群體心理發生影響。這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現象。如箕子之與朝鮮、屈原之與嶽陽、柳宗元之與柳州等，都起到過這種文化奠定作用。我們這裏講焦作人韓愈奠定潮州文化。
韓愈貶放潮州，才有了潮州文化，韓愈對潮州的文化產生與形成起到了深遠影響。用今天潮州人自己的說法：沒有韓愈，就沒有潮州的現在。韓愈作為一個貶臣逐客，能夠贏得潮州人民永久的崇敬與懷念，從而對潮州的民俗生活與群體心理發生影響，有兩個因素。一是韓愈在潮州積極作為，造福一方，贏得當地士庶的永久懷念；二是韓愈本身是一代文豪，官名落而文名顯，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並且在官名落而文名顯的過程中，又往往正是一個被老百姓接受認可的過程，起到了一種奇特的推崇宣傳作用，這是韓愈自身的文化被潮州接納的文化內在原因。
唐代貶謫潮州的中央大員可謂多矣，如張元素、唐臨、常懷德、盧怡、李皋、常袞、楊嗣複、李德裕、李宗閔等都曾貶逐潮州。但他們基本上沒有能夠在潮州人心靈世界中占據一席之地，也沒有留下什麼可供後人觀瞻的文化遺跡。創造潮州者，唯有韓愈。韓愈地位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貶居潮州的時間僅7個多月，卻贏得了不朽的聲名，可以說是已經世世代代活在了潮州人的心中，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力量。韓愈，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是唐宋以來中國曆代文人士子心中共有的豐碑。但是，對於潮州人來說，韓愈的形象更為突出，已經是神化了的韓愈。
韓愈在當世已享有盛名。在韓愈未到潮州之前，文章就已流傳到了潮州。潮州進士趙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並為之“沛然滿飽。”韓愈去世後，到了宋代，到潮州做官的其他文人，也極力推崇。哲宗時，王滌知潮州，把刺史堂後的韓文公祠遷至城南，並專門約請名滿天下的蘇東坡撰寫碑文，而有《韓文公廟碑》的千古名文。
韓愈在潮州，主要有驅鱷除害、關心農桑、贖放奴婢、延師興學等。潮州遠離中原，僻處嶺外，交通不便，地理封閉。唐杜佑《通典》雲：“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禮義……是以漢室常罷棄之。”到唐代，當中原文明已高度發達的時候，潮州大部分地區還仍然處在荒涼落後的狀態之中。因而潮州成為當時眾多貶臣逐客的被貶之所。官員的謫放潮州，把中原文化禮俗傳播到了潮州。自韓愈貶潮後，更是整體性地推動潮州的社會曆史前進步伐，四件事，關係到移風易俗、農業開發、人口政策、文化培育。可見，是韓愈點亮了潮州文明的火把，燒去蠻荒與落後。
韓愈對潮州的影響是深遠的。與焦作一樣，潮州市區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學等。它反映出潮州命名者特定的文化心態。以韓愈的號命名，反映著潮州人至今對韓愈的懷念與崇敬。這是新的，還有舊的。“韓山”、“韓江”、“韓木”等古代命名，在潮州比比皆是。在潮州昌黎路中段，潮州博物館前，有一巍峨的石牌坊，建於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額題著“昌黎舊治”、“嶺海名邦”八字，流露出潮州人自古就有的因文化名流韓愈治潮而產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園內，涵碧樓後麵山坡上，有一“景韓亭”，亭內正壁中有據說是韓愈所書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龍為霖主持摹刻的《白鸚鵡賦》石碑。潮州北郊韓江北堤旁有“祭鱷台”，潮州韓文公祠，始建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遷至韓山，是一座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被潮州人視為潮州城的標誌。
韓愈在潮州期間，曾經驅鱷除害，這是焦作人都知道的韓愈故事。在新舊唐書中皆有記載。《新唐書·韓愈傳》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對韓愈祭鱷一事，後世向來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評態度。宋代王安石在《送潮州呂使君》詩中說：“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明確表示韓愈祭鱷為“詭怪”之事。與之相反，更多的一些文人學士對韓愈驅鱷稱頌備至，蘇軾肯定韓愈“能馴鱷魚之暴”。潮州人則曆來抱讚賞與感激的態度。雖然憑一紙文章不可能根治鱷害，但韓愈驅鱷卻富有文化意義。作為一個被貶官員，置個人憂愁、不幸於度外，為了解除民瘼，剛上任即“詢吏民疾苦”，並訴諸行動，形諸文字的動機和行為，理所當然地會得到人們的肯定和讚揚。驅鱷行為也成為以後潮州人尊韓的一項重要史實。
在韓文公祠正堂東側石柱上，有一付聯語：
辟佛累千言，雪嶺藍關，從此儒風開海嶠；
到官才八月，潮平鱷渚，於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表明韓愈在潮州人的精神世界中產生的影響。
韓愈在潮州期間高度重視文化教育。貶到潮州不久，韓愈就寫了《潮州請置鄉校牒》，他認為，治理社會，“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為官一方，關心不關心地方，從教育上可見一斑。韓愈一方麵薦舉地方俊彥趙德主持州學，一方麵興辦鄉校。辦學缺資金，韓愈就“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這個數目，大致相當於韓愈8個多月的俸祿，也就是說，韓愈為興辦學校，把他在潮州8個月的所有俸祿，都捐了出去。蘇軾在《潮州昌黎伯韓文公廟碑》中說，“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這實在是：清官在前，後來者不敢不為榜樣。
後世的潮州人，以善於經商著稱，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被稱為“潮人”、“潮商”、“潮幫”，有中國的“猶太人”之稱。然而，潮州人又有好學崇文的風氣。這種好學崇文風氣的形成，追根溯源，則直接得益於當年的韓愈。早在北宋，蘇軾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由是潮之士篤於文行，至於今號稱易治。”如今潮州文物，始於唐而盛於宋，“爰自昌黎韓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韓愈，能夠形成潮州人群體行為方式，形成一種有地域色彩的風氣。
潮州也有八景，其中有一景便是“韓祠橡木”。在當地也被叫做“韓木”，傳說與韓愈故裏孟州韓愈墓中關於“韓木”的傳說是一個模子。傳說：“韓木”為韓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彌殷”。這是一個有趣的民俗傳說：韓祠裏的橡木開花之多少，會預示著潮州士子登科人數之多寡。成了“韓木花開兆先機”的神異傳說。這個民俗事象是韓愈以儒學興化直接結出的果實。表明在韓愈影響下的潮州人已經養成了濃厚的愛文好學的“士風”。曾有這樣一個記載：宋孝宗問潮州人王大寶曰：“潮風俗如何？”王大寶回答說：“地瘦栽鬆柏，家貧子讀書。習尚至今。”潮州的這種人文傳統，這種民情風俗，遙接著傳續著韓愈當年以儒學興化的古風。
由人到神。韓愈在潮州的被神化，早在蘇軾《潮州昌黎伯韓文公廟碑》中就說：“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早在宋代，韓愈就被潮州人請上了神壇，享受起了香火，而且竟然成為潮州商人奉祀的財神。蘇州現存的《潮州會館記》雲：“我潮州會館……敬祀靈祜關聖帝君、天後聖母、觀音大士。已複買東西旁屋，別祀昌黎韓夫子。”商人商幫尊關帝、祀天後、拜觀音，到處皆然，而奉祀韓愈做財神，實為潮商所獨有，焦作人知道了也稀罕。在潮州民俗中，韓愈，已是曆史人物，儼然已是神話人物。同三國時代的關羽、諸葛亮，宋代的嶽飛、包拯等一樣，韓愈被潮州人從人的地位提升到了神的地位。
遠謫八千裏，焦作人韓愈，在潮州留下一脈懷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