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興一言④ | 王祁：殷墟甲骨文承載的文化基因
更新時間：2024/6/11 20:28:13 來源：大河網-河南日報
時政要聞
編者按
殷墟甲骨文研究又有哪些新發現？夏商周三代文明是如何演進的？夏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沒有關聯？裴李崗文化是中國文明的奠基嗎？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什麼樣……這些都在興文化工程的研究範疇。河南日報理論部、大河網學術中原聯合推出特別策劃《文興一言》，圍繞興文化工程研究中的熱點焦點，邀請專家科普研究成果，為網友答疑解惑。讓我們跟著專家講述，一起感知文明起源，探究文化自信的根源。
第四期，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聽他講述殷墟甲骨文承載的文化基因。
自殷墟甲骨文被發現以來，殷墟甲骨文就與殷墟遺址密切關聯，而殷墟又是晚商時期商王朝的都城，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視為商王、某些子姓大貴族占卜的產物。作為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青年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認為，殷墟甲骨文包含豐富的商代政治、軍事、宗教思想、社會生活和生產等方麵的知識，為我們了解商王朝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漢字傳承
中國的漢字源遠流長。早在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記錄了大量古文經中的篆書字形，將漢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時期。宋代以後，隨著金石學的興起，金文對於漢字傳承的價值逐漸凸顯，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就收錄了不少西周金文字體，從而將漢字的淵源追溯到了西周時期。至於西周之前漢字的麵貌，則是在殷墟甲骨文被發現以後才被知曉。王祁說：“隨著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漢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簡帛文字到漢魏碑文的完整發展曆程逐漸清晰起來，我們確認了漢字至少3200年的曆史傳承。”
漢字構造一般有六書說和三書說兩種理論，前者如《說文解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類，後者如我國著名文字學家、曆史學家唐蘭提出的象形、象意和形聲三類。就殷墟甲骨文而言，無論六書說，還是三書說，都能使用。以三書說為例，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較多，如
，像流水之形，故為“水”字；
、
，像牛、羊之形，故為“牛”“羊”二字。象意字又叫表意字，甲骨文中的象意字不如象形字那樣一目了然、容易辨識，需要我們去想象這個字背後的意思，如
，以四條短畫意指數字“四”字；
，兩人並立，意指“並”字。形聲字是指有聲符的字，如
，“圓”字，從鼎、圓聲，其上的圓圈表示聲符。另外，甲骨文中還有很多假借字，如常用“鼎”假借“貞”、用“亡”假借“無”、用“女”假借“母”“毋”等。王祁表示，就漢字理論來說，殷墟甲骨文無疑已經是成熟的漢字，與此後的漢字並無多大區別，是漢字文化的淵源。
“當然，僅就字形而言，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點，就是象形字占比較大，象形程度較高，與秦漢以後的隸書、楷書差異較大。”王祁指出，殷墟甲骨文能夠反映商人的思想世界，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線索。比如，中國人有龍崇拜的傳統，最早的“龍”字見於殷墟甲骨文，寫作“
”，與殷墟遺址所出龍形遺物形象一致。甲骨文有“其作龍於凡田，有雨”的記載，是作“龍”以求雨的意思，這裏的“龍”就是漢代文獻中可以祈雨的“土龍”。“可見，早在商代，龍就作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神秘生靈而存在。”王祁說。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王祁表示，如果說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那麼由文字所組成的典籍，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內涵。《尚書·周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代已經有了用毛筆書寫的典冊。學術界一般認為《尚書·盤庚》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冊，隻是經過了後人的轉錄，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
殷墟甲骨文是不同於典冊的一類材料，它主要是為了占卜而產生的，典冊則主要是為了記錄某些事情而產生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不過，即使如此，殷墟甲骨文也存在著某些與典冊相似的特征，反映出晚商時期人們已經有了記錄複雜事情的能力。比如，《甲骨文合集》有一條號稱字數最長的甲骨卜辭，全辭刻在此版甲骨的正反兩麵，從“癸醜卜爭貞”至“才敦”，全辭在90字上下。這片牛肩胛骨刻辭還有兩條與此辭相關的卜辭，三辭合計在154字以上，記載了某年五月、六月商王及其屬下遇到的一係列事情，如奴隸逃逸、屬下生病、方國戰爭等事項，時間地點清晰明確、要而不繁，是較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辭。
“通過研究發現，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為目的的材料，它所顯示的諸如承前省略、避複等修辭方法，也能說明商人在書寫文辭時已經懂得用辭的考究，有著較強的書寫能力。”王祁認為，類似的長篇卜辭尚有不少，如著名的小臣牆刻辭、子央墜車刻辭等，都生動地記錄了一個事件的完整經過，說明商人記錄事情的能力已經極為成熟。由此，我們知道“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並非虛言，商人是有能力書寫典冊的。
時間體係
中國人有著較為穩固的年、月、旬、日觀念，這一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商末的黃組卜辭中，常見所謂“周祭卜辭”，如《甲骨文合集補編》，一條卜辭中的時間概念分別有：祀、月、旬、日。商末甲骨文常見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並配祭先妣，遍祭一周即為一“祀”，此“周祭卜辭”。由於遍祭一周用時為一年，故甲骨文常用“祀”表示年。至於甲骨文中的“年”“歲”二字，反而不用來表示今之年歲。因而，“唯王三祀”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祀”下有“月”，一祀可分為十二月，閏年有十三月。“月”有三旬，每旬十天，商王常貞卜“旬亡憂”，就是想知道一旬十日之內是否有災禍。至於具體的紀日，商人有六十幹支的概念，並在一些甲骨文中詳細列舉了六十幹支，是為幹支表。上舉卜辭中的“癸酉”“甲戌”，都是幹支紀日。周代以後的人們除了用“歲”“年”替代了“祀”，整個體係並沒有太大變化。“我們今日所說的農曆一年、十二月、三十六旬、六十幹支日，都傳承自商，這是商文化對中華曆法的一大重要貢獻。”王祁說。
空間體係
根據考古研究發現，商代不僅已經有了成熟的時間體係，還有較為完整的空間體係。甲骨文中有所謂“四土”的概念，又有“四方”的概念，從卜辭中的“四土”“四方”很難看出有什麼區別，與它們對貞的“商”無疑是指商國，商人居於“四土”“四方”之中，故可稱“中商”。“四土”“四方”指以商國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學術界認為“四土”“四方”還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圍占地範圍相當廣大的政治疆域。
以王所在之國（文獻中稱“王國”）為天下之中，以王國周邊區域為“四土”“四方”，商人已經形成了“中心——四土、四方”的完整空間體係。這一體係在周代更為常見，如周代文獻常見的“周邦”與“四方”相對，就與甲骨文中“商”與“四土”“四方”相對完全相同。“今天我們依舊使用這一空間體係。”王祁說，“晚商時期不但在時間體係上影響了後來的文化，也在空間體係上影響了後來的文化。”
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前麵談了殷墟甲骨文中幾個重要的文化基因，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層麵的概念，如果說晚商時期物質文化有何特色，那一定就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王祁侃侃而談。
所謂“五穀”，主要指粟（小米）、黍（黃米）、麥（小麥）、菽（大豆）、稻（水稻）五種農作物。這五種農作物，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發現。表示粟類作物的詞彙有
、
、
等字形，表示黍類作物的詞彙有
、
、
、
等字形，表示麥類作物的詞彙有
、
、
、
等字形，表示稻類作物的詞彙有
（秜）字。學術界還認為，
，可表示菽類作物。有意思的是，殷墟遺址還發現了這五種農作物的實物材料，即粟、黍、小麥、大豆、水稻的炭化種子遺存，也是商人已經種植五穀的證據。
所謂“六畜”，主要指馬、牛、羊、豕（豬）、犬（狗）、雞六種家畜。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這六種家畜的詞彙，如
、
、
、
、
、
（或
）分別就是馬、牛、羊、豕、犬、雞六個字。其中，馬、牛、羊、豕、犬五種家畜的遺骨常見於殷墟遺址。殷墟遺址雖有雞骨遺存，但數量較少。不過，周武王伐商時指責商王紂寵信妲己時指出，“古人有言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尚書·牧誓》），這種“牝雞無晨”是古人長期飼養家雞後方能出現的經驗，反映出商代養雞業的繁榮。因而，“六畜興旺”是商代家畜飼養業的重要特征。
王祁認為，商代以後，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依舊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中華文明的農耕基礎，確保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連續性。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農業還是我們的第一產業，農作物和家畜業依舊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用。“可以說，殷墟甲骨文所載的五穀、六畜，就是中華文明的物質文化基礎。”王祁表示，前麵所論僅是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幾個典型代表，但已經顯示出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多樣性、豐富性。這些文化基因，不僅表現為精神層麵的因素，還表現為物質層麵的因素，物質文化基因與精神文化基因又相輔相成。“商代作為中華早期文明的重要階段，它的物質特征和精神特征深深塑造了此後三千年的文明史，並深深刻印在中國的文化基因之中。”王祁對此堅信不疑。（記者 劉紅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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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聽他講述殷墟甲骨文承載的文化基因。
自殷墟甲骨文被發現以來，殷墟甲骨文就與殷墟遺址密切關聯，而殷墟又是晚商時期商王朝的都城，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視為商王、某些子姓大貴族占卜的產物。作為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青年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認為，殷墟甲骨文包含豐富的商代政治、軍事、宗教思想、社會生活和生產等方麵的知識，為我們了解商王朝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漢字傳承
中國的漢字源遠流長。早在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記錄了大量古文經中的篆書字形，將漢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時期。宋代以後，隨著金石學的興起，金文對於漢字傳承的價值逐漸凸顯，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就收錄了不少西周金文字體，從而將漢字的淵源追溯到了西周時期。至於西周之前漢字的麵貌，則是在殷墟甲骨文被發現以後才被知曉。王祁說：“隨著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漢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簡帛文字到漢魏碑文的完整發展曆程逐漸清晰起來，我們確認了漢字至少3200年的曆史傳承。”
漢字構造一般有六書說和三書說兩種理論，前者如《說文解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類，後者如我國著名文字學家、曆史學家唐蘭提出的象形、象意和形聲三類。就殷墟甲骨文而言，無論六書說，還是三書說，都能使用。以三書說為例，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較多，如，像流水之形，故為“水”字； 、 ，像牛、羊之形，故為“牛”“羊”二字。象意字又叫表意字，甲骨文中的象意字不如象形字那樣一目了然、容易辨識，需要我們去想象這個字背後的意思，如 ，以四條短畫意指數字“四”字； ，兩人並立，意指“並”字。形聲字是指有聲符的字，如 ，“圓”字，從鼎、圓聲，其上的圓圈表示聲符。另外，甲骨文中還有很多假借字，如常用“鼎”假借“貞”、用“亡”假借“無”、用“女”假借“母”“毋”等。王祁表示，就漢字理論來說，殷墟甲骨文無疑已經是成熟的漢字，與此後的漢字並無多大區別，是漢字文化的淵源。
“當然，僅就字形而言，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點，就是象形字占比較大，象形程度較高，與秦漢以後的隸書、楷書差異較大。”王祁指出，殷墟甲骨文能夠反映商人的思想世界，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線索。比如，中國人有龍崇拜的傳統，最早的“龍”字見於殷墟甲骨文，寫作“ ”，與殷墟遺址所出龍形遺物形象一致。甲骨文有“其作龍於凡田，有雨”的記載，是作“龍”以求雨的意思，這裏的“龍”就是漢代文獻中可以祈雨的“土龍”。“可見，早在商代，龍就作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神秘生靈而存在。”王祁說。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王祁表示，如果說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那麼由文字所組成的典籍，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內涵。《尚書·周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代已經有了用毛筆書寫的典冊。學術界一般認為《尚書·盤庚》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冊，隻是經過了後人的轉錄，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
殷墟甲骨文是不同於典冊的一類材料，它主要是為了占卜而產生的，典冊則主要是為了記錄某些事情而產生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不過，即使如此，殷墟甲骨文也存在著某些與典冊相似的特征，反映出晚商時期人們已經有了記錄複雜事情的能力。比如，《甲骨文合集》有一條號稱字數最長的甲骨卜辭，全辭刻在此版甲骨的正反兩麵，從“癸醜卜爭貞”至“才敦”，全辭在90字上下。這片牛肩胛骨刻辭還有兩條與此辭相關的卜辭，三辭合計在154字以上，記載了某年五月、六月商王及其屬下遇到的一係列事情，如奴隸逃逸、屬下生病、方國戰爭等事項，時間地點清晰明確、要而不繁，是較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辭。
“通過研究發現，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為目的的材料，它所顯示的諸如承前省略、避複等修辭方法，也能說明商人在書寫文辭時已經懂得用辭的考究，有著較強的書寫能力。”王祁認為，類似的長篇卜辭尚有不少，如著名的小臣牆刻辭、子央墜車刻辭等，都生動地記錄了一個事件的完整經過，說明商人記錄事情的能力已經極為成熟。由此，我們知道“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並非虛言，商人是有能力書寫典冊的。
時間體係
中國人有著較為穩固的年、月、旬、日觀念，這一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時代。在商末的黃組卜辭中，常見所謂“周祭卜辭”，如《甲骨文合集補編》，一條卜辭中的時間概念分別有：祀、月、旬、日。商末甲骨文常見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並配祭先妣，遍祭一周即為一“祀”，此“周祭卜辭”。由於遍祭一周用時為一年，故甲骨文常用“祀”表示年。至於甲骨文中的“年”“歲”二字，反而不用來表示今之年歲。因而，“唯王三祀”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祀”下有“月”，一祀可分為十二月，閏年有十三月。“月”有三旬，每旬十天，商王常貞卜“旬亡憂”，就是想知道一旬十日之內是否有災禍。至於具體的紀日，商人有六十幹支的概念，並在一些甲骨文中詳細列舉了六十幹支，是為幹支表。上舉卜辭中的“癸酉”“甲戌”，都是幹支紀日。周代以後的人們除了用“歲”“年”替代了“祀”，整個體係並沒有太大變化。“我們今日所說的農曆一年、十二月、三十六旬、六十幹支日，都傳承自商，這是商文化對中華曆法的一大重要貢獻。”王祁說。
空間體係
根據考古研究發現，商代不僅已經有了成熟的時間體係，還有較為完整的空間體係。甲骨文中有所謂“四土”的概念，又有“四方”的概念，從卜辭中的“四土”“四方”很難看出有什麼區別，與它們對貞的“商”無疑是指商國，商人居於“四土”“四方”之中，故可稱“中商”。“四土”“四方”指以商國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學術界認為“四土”“四方”還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圍占地範圍相當廣大的政治疆域。
以王所在之國（文獻中稱“王國”）為天下之中，以王國周邊區域為“四土”“四方”，商人已經形成了“中心——四土、四方”的完整空間體係。這一體係在周代更為常見，如周代文獻常見的“周邦”與“四方”相對，就與甲骨文中“商”與“四土”“四方”相對完全相同。“今天我們依舊使用這一空間體係。”王祁說，“晚商時期不但在時間體係上影響了後來的文化，也在空間體係上影響了後來的文化。”
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前麵談了殷墟甲骨文中幾個重要的文化基因，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層麵的概念，如果說晚商時期物質文化有何特色，那一定就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王祁侃侃而談。
所謂“五穀”，主要指粟（小米）、黍（黃米）、麥（小麥）、菽（大豆）、稻（水稻）五種農作物。這五種農作物，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發現。表示粟類作物的詞彙有 、 、 等字形，表示黍類作物的詞彙有 、 、 、 等字形，表示麥類作物的詞彙有 、 、 、 等字形，表示稻類作物的詞彙有 （秜）字。學術界還認為， ，可表示菽類作物。有意思的是，殷墟遺址還發現了這五種農作物的實物材料，即粟、黍、小麥、大豆、水稻的炭化種子遺存，也是商人已經種植五穀的證據。
所謂“六畜”，主要指馬、牛、羊、豕（豬）、犬（狗）、雞六種家畜。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這六種家畜的詞彙，如 、 、 、 、 、 （或 ）分別就是馬、牛、羊、豕、犬、雞六個字。其中，馬、牛、羊、豕、犬五種家畜的遺骨常見於殷墟遺址。殷墟遺址雖有雞骨遺存，但數量較少。不過，周武王伐商時指責商王紂寵信妲己時指出，“古人有言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尚書·牧誓》），這種“牝雞無晨”是古人長期飼養家雞後方能出現的經驗，反映出商代養雞業的繁榮。因而，“六畜興旺”是商代家畜飼養業的重要特征。
王祁認為，商代以後，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依舊是中華文明的根基，塑造了中華文明的農耕基礎，確保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連續性。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農業還是我們的第一產業，農作物和家畜業依舊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用。“可以說，殷墟甲骨文所載的五穀、六畜，就是中華文明的物質文化基礎。”王祁表示，前麵所論僅是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幾個典型代表，但已經顯示出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多樣性、豐富性。這些文化基因，不僅表現為精神層麵的因素，還表現為物質層麵的因素，物質文化基因與精神文化基因又相輔相成。“商代作為中華早期文明的重要階段，它的物質特征和精神特征深深塑造了此後三千年的文明史，並深深刻印在中國的文化基因之中。”王祁對此堅信不疑。（記者 劉紅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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