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要聞
河洛大鼓是河南洛陽一帶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因用墜胡伴奏,早期叫“鼓碰弦”,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書是河洛大鼓的典型形式,曲目60餘種,但多數僅有音視頻或仍處於口耳相傳的狀態,核心大書整理少且質量不高;相關研究集中在表演形式、音樂唱腔上,語言學研究近乎闕如。近年來,筆者已整理了《損人報》《濱州會》等24部大書,共286個小時,涉及19個曲目,約330萬字。大書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和地域特色,既承繼了大量近代漢語成分,又蘊藏許多當代洛陽方言已消亡或殘存的方言現象,具有重要的漢語史和方言學價值。
語音
大書中的古音、轉音、合音等特殊讀音,揭示了洛陽方言語音的特點及演變。從先秦雅言到“洛陽讀書音”、官話,再到晚清以來的河洛大書,漢語文化一脈相承。大書中的“足”均讀“jù”,如“心滿意足”,音承《廣韻》。多數古音與《中原音韻》高度一致,如“龍lionɡ”“籠lonɡ”,東鍾韻即區分為兩個韻目;又如“伯、測、隔、客、色”等,韻母為ɑi,同在皆來韻。大書中保留的古音,揭示了洛陽方言音係與近代漢語的密切關係。
轉音,特色方言讀音,與共同語語音發展規律有別,有的較難辨識。如,“袖襖xiò’ɑo”常誤記為“小襖”,今孟州話仍用該詞統稱“帶袖的棉襖”,洛陽話已罕用。清中葉以後,北京話逐漸代替了中原河南話的地位,此時,洛陽話中的轉音大批湧現,如大書中的“牛”讀“òu”、“照”讀“rào”、“束”讀“chù”等,折射了以洛陽為核心的豫西方言的語音特征。
合音,兩音節合為一音節。如“跟前”合為“ɡān”、“媳婦”合為“siù”、“裏頭”合為“liù”等,表現出明顯的合音構詞規律:前音節貢獻聲母聲調,後音節貢獻韻母。合音會引發語義變化,如“不老時節,我非再嫁一家兒不中!”,“時節”合為“siē”,表反事實虛擬假設,相當於“的話”;第二人稱代詞“你家”,合為“nià”,語義轉移,表第三人稱“人家、別人”。還有合音體現了句法到詞法的演變,如動賓短語“弄啥”合為nuǎ。大書中豐富的合音,直觀展現了洛陽方言的簡練性。
此外,大書具有極強的原生態口語特征,不同時代說書人的語言有顯著差異,如“的/嘞/哩”的更迭使用,也是洛陽方言語音變遷的典型例證。
詞彙
大書中的方言詞、傳承詞、逆序詞等現象,反映了洛陽方言詞彙的特點及曆史層次。方言詞俗稱“土語”,如“小小兒、擱適、細發、扭臉兒、不羌(說)”等。有些語義多樣、功能複雜,如“一廝兒”,在“給他娘一廝兒”“連臉帶屁股一廝兒打”“你回來給菜一廝兒買咾”中,用法依次為“動詞,立場一致”“範圍副詞,一塊、一起”“時間副詞,同時、一同”。大書中這類詞存留很多,是洛陽方言詞典編纂、詞彙研究的寶貴語料。
傳承詞,有文獻記載的方言詞。有些承繼上古漢語,如“quō”,“欺詐”義,本字“譎/憰jué”,較早見於《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荀子》“奉妒昧者謂之交譎”等文獻,洛陽話也常用“譎詐quōdɑ”。大書中的傳承詞多數源自近代漢語,有些正瀕臨消亡,如逗引幼兒的“打能能”“打光光”“打凹凹”等詞,元代已有記載。鄭光祖《伊尹耕莘》:“員外,我著他打個能能。”這類詞語作為曆史的影蹤,對漢語詞彙史研究意義非凡。
逆序詞,語素位置互換的詞,是漢語雙音化的產物,多為同素逆序詞。大書中,方言逆序詞與普通話對應詞,多數詞性詞義相同,如合愈=愈合(動詞);少數詞性相同語義不同,如實誠(形容詞,實在)≠誠實(形容詞,言行一致);個別詞性語義都不同,如木實(名詞,木材)≠實木(區別詞,木材製成的)。可見,逆序詞也有獨特的詞彙語法價值。
大書中的熟語傳承了河洛人的集體智慧和人生經驗,如成語“少家失教”,歇後語“下煤窯拄拐棍兒——步步倒黴(搗煤)”,諺語“能嫁給那胡茬子,不嫁給那鱉娃子”等,為研究中原文化提供了語言線索。
語法
大書中的許多虛詞、述補結構、句式等現象,既是方言的又是曆史的,能夠彰顯洛陽方言語法的區域特色及發展軌跡。
虛詞中特色成分較多。如時地標記“起”(三更起/路邊兒起)、表周遍義的助詞“派”、表求取認同的語氣詞“蒙”等。洛陽方言中,介詞“給”的用法複雜,介引言談(給我說說)、交與(給他斷親)、比較(給你一般高)對象時,已有文本多誤記為“跟”。實際上,洛陽方言介詞“給ɡe”“跟ɡen”音值不同,用法互補,“跟”僅用於介引師從對象,如“跟他學藝”。“給”的三種用法並非語法化的結果,而是在替換“與”的過程中繼承而來。從先秦到清中葉《歧路燈》,“與”獨有介引言談、交與、比較對象的用法,大書中“與”“給”開始交替使用,前者多見於說詞,後者多見於唱詞。
述補結構是漢語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句法結構。比如,不用“得”的述能結構,如“吃完/吃不完”;雙補語結構,如“濕透完、餓死清”;等等。上述結構多是對近代漢語的傳承發展,曆史的追溯與共時的參照,可以清晰呈現其發展脈絡。
句式,地域特色鮮明,語義類型豐富。處置式、被動式的標記分別為“給、叫”,被動式可容納處置式,如“俺爹叫那土匪給他打死啦”,反之則不行。比較句式中,“趕”字句表差比,“給”字句表差比或等比,“著住”句表及比。反事實小句多樣,如“忘了不去啦”等,表遺憾後悔。“VP沒有/不是”問,句末“沒有/不是”已虛化,如“去家沒有?”是客觀詢問,“去家不是?”是一般求證。
洛陽方言作為數千年漢民族的基礎方言,積累厚重。河洛大書的語言具有保守性和穩定性,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末以來洛陽方言的原貌。這種“口語化石”是溝通近代漢語與洛陽方言、探索漢語演變規律的珍貴語言資源。
(作者:張恒君,係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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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大鼓是河南洛陽一帶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因用墜胡伴奏,早期叫“鼓碰弦”,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書是河洛大鼓的典型形式,曲目60餘種,但多數僅有音視頻或仍處於口耳相傳的狀態,核心大書整理少且質量不高;相關研究集中在表演形式、音樂唱腔上,語言學研究近乎闕如。近年來,筆者已整理了《損人報》《濱州會》等24部大書,共286個小時,涉及19個曲目,約330萬字。大書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和地域特色,既承繼了大量近代漢語成分,又蘊藏許多當代洛陽方言已消亡或殘存的方言現象,具有重要的漢語史和方言學價值。
語音
大書中的古音、轉音、合音等特殊讀音,揭示了洛陽方言語音的特點及演變。從先秦雅言到“洛陽讀書音”、官話,再到晚清以來的河洛大書,漢語文化一脈相承。大書中的“足”均讀“jù”,如“心滿意足”,音承《廣韻》。多數古音與《中原音韻》高度一致,如“龍lionɡ”“籠lonɡ”,東鍾韻即區分為兩個韻目;又如“伯、測、隔、客、色”等,韻母為ɑi,同在皆來韻。大書中保留的古音,揭示了洛陽方言音係與近代漢語的密切關係。
轉音,特色方言讀音,與共同語語音發展規律有別,有的較難辨識。如,“袖襖xiò’ɑo”常誤記為“小襖”,今孟州話仍用該詞統稱“帶袖的棉襖”,洛陽話已罕用。清中葉以後,北京話逐漸代替了中原河南話的地位,此時,洛陽話中的轉音大批湧現,如大書中的“牛”讀“òu”、“照”讀“rào”、“束”讀“chù”等,折射了以洛陽為核心的豫西方言的語音特征。
合音,兩音節合為一音節。如“跟前”合為“ɡān”、“媳婦”合為“siù”、“裏頭”合為“liù”等,表現出明顯的合音構詞規律:前音節貢獻聲母聲調,後音節貢獻韻母。合音會引發語義變化,如“不老時節,我非再嫁一家兒不中!”,“時節”合為“siē”,表反事實虛擬假設,相當於“的話”;第二人稱代詞“你家”,合為“nià”,語義轉移,表第三人稱“人家、別人”。還有合音體現了句法到詞法的演變,如動賓短語“弄啥”合為nuǎ。大書中豐富的合音,直觀展現了洛陽方言的簡練性。
此外,大書具有極強的原生態口語特征,不同時代說書人的語言有顯著差異,如“的/嘞/哩”的更迭使用,也是洛陽方言語音變遷的典型例證。
詞彙
大書中的方言詞、傳承詞、逆序詞等現象,反映了洛陽方言詞彙的特點及曆史層次。方言詞俗稱“土語”,如“小小兒、擱適、細發、扭臉兒、不羌(說)”等。有些語義多樣、功能複雜,如“一廝兒”,在“給他娘一廝兒”“連臉帶屁股一廝兒打”“你回來給菜一廝兒買咾”中,用法依次為“動詞,立場一致”“範圍副詞,一塊、一起”“時間副詞,同時、一同”。大書中這類詞存留很多,是洛陽方言詞典編纂、詞彙研究的寶貴語料。
傳承詞,有文獻記載的方言詞。有些承繼上古漢語,如“quō”,“欺詐”義,本字“譎/憰jué”,較早見於《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荀子》“奉妒昧者謂之交譎”等文獻,洛陽話也常用“譎詐quōdɑ”。大書中的傳承詞多數源自近代漢語,有些正瀕臨消亡,如逗引幼兒的“打能能”“打光光”“打凹凹”等詞,元代已有記載。鄭光祖《伊尹耕莘》:“員外,我著他打個能能。”這類詞語作為曆史的影蹤,對漢語詞彙史研究意義非凡。
逆序詞,語素位置互換的詞,是漢語雙音化的產物,多為同素逆序詞。大書中,方言逆序詞與普通話對應詞,多數詞性詞義相同,如合愈=愈合(動詞);少數詞性相同語義不同,如實誠(形容詞,實在)≠誠實(形容詞,言行一致);個別詞性語義都不同,如木實(名詞,木材)≠實木(區別詞,木材製成的)。可見,逆序詞也有獨特的詞彙語法價值。
大書中的熟語傳承了河洛人的集體智慧和人生經驗,如成語“少家失教”,歇後語“下煤窯拄拐棍兒——步步倒黴(搗煤)”,諺語“能嫁給那胡茬子,不嫁給那鱉娃子”等,為研究中原文化提供了語言線索。
語法
大書中的許多虛詞、述補結構、句式等現象,既是方言的又是曆史的,能夠彰顯洛陽方言語法的區域特色及發展軌跡。
虛詞中特色成分較多。如時地標記“起”(三更起/路邊兒起)、表周遍義的助詞“派”、表求取認同的語氣詞“蒙”等。洛陽方言中,介詞“給”的用法複雜,介引言談(給我說說)、交與(給他斷親)、比較(給你一般高)對象時,已有文本多誤記為“跟”。實際上,洛陽方言介詞“給ɡe”“跟ɡen”音值不同,用法互補,“跟”僅用於介引師從對象,如“跟他學藝”。“給”的三種用法並非語法化的結果,而是在替換“與”的過程中繼承而來。從先秦到清中葉《歧路燈》,“與”獨有介引言談、交與、比較對象的用法,大書中“與”“給”開始交替使用,前者多見於說詞,後者多見於唱詞。
述補結構是漢語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句法結構。比如,不用“得”的述能結構,如“吃完/吃不完”;雙補語結構,如“濕透完、餓死清”;等等。上述結構多是對近代漢語的傳承發展,曆史的追溯與共時的參照,可以清晰呈現其發展脈絡。
句式,地域特色鮮明,語義類型豐富。處置式、被動式的標記分別為“給、叫”,被動式可容納處置式,如“俺爹叫那土匪給他打死啦”,反之則不行。比較句式中,“趕”字句表差比,“給”字句表差比或等比,“著住”句表及比。反事實小句多樣,如“忘了不去啦”等,表遺憾後悔。“VP沒有/不是”問,句末“沒有/不是”已虛化,如“去家沒有?”是客觀詢問,“去家不是?”是一般求證。
洛陽方言作為數千年漢民族的基礎方言,積累厚重。河洛大書的語言具有保守性和穩定性,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末以來洛陽方言的原貌。這種“口語化石”是溝通近代漢語與洛陽方言、探索漢語演變規律的珍貴語言資源。
(作者:張恒君,係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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