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裏行間的文明密碼⑤ | 李庚香：構建殷商學，探尋中華文明之源
更新時間：2023-2-22 21:16:16 來源：大河網
時政要聞
編者按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來說，古文字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2023年2月17日，安陽殷墟，“寫意中國——探尋漢字起源”活動開啟，尋訪漢字之源，盤點河南文化資源，闡釋古文字等曆史文化遺產中蘊含的信息。圍繞這一主題，大河網學術中原推出特別策劃“字裏行間的文明密碼”，通過專家學者闡釋古文字裏的秘密，揭秘中華文明密碼，尋繹中國精神之緣起、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由來。
摘要：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構建殷商學，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踐行文化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度挖掘和闡發，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具體實踐；是河南“興文化”工程對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創新、再出發。殷商學是係統研究殷商時期人類社會活動規律、所展現的知識、經驗、智慧及其相關理論的學問。新時代殷商學研究，最關鍵的是要從曆史與文明的大視野把殷商文化作為一個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來研究。重點內容包括：天命觀、商業與商文明、商族史、殷商時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商人的嗜酒風習。研究殷商學要正確處理中原學與殷商學的關係、殷商學與殷商文化的關係、殷商學與甲骨學的關係，突出繁榮的城市文明、燦爛的漢字文明、發達的青銅文明三個重要問題。構建殷商學需要重點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劃時代意義和特殊性，最終推動殷商文化走出博物館，活起來。
關鍵詞：“興文化”工程；殷商學；殷商文化；甲骨學
殷商學之所以成立，在於人類文明鴻蒙初辟的殷商時期詭異絢爛的曆史文化、神秘的曆史文獻、多姿多彩的曆史文物和深遠的曆史文化影響力，給後人留下了無窮的思考和研究空間。構建殷商學，就要研究中原文化之根、中原文化之脈、中國文化之魂，進而透視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社會生活景致，尋繹中國思想之淵藪、思考中國精神之緣起、探索中國信仰之源頭，追尋中國傳統文化特質與文化品格之由來。可以說，殷商學是對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創新和再出發，也是殷商文化研究轉型提升的重要標誌。
一、為什麼要構建殷商學？
首先，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囑托的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刻闡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重大價值。他深刻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從“文化自信”的提出，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重大論斷，標誌著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一以貫之。河南，地處中原大地，作為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遠古時期，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的無數神秘傳說發生在這裏，誇父逐日，神農食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史以來，中華曆史與文明不斷更迭演進的無數經典傳奇在這裏上演，周召分陝，紫氣東來，問鼎中原，逐鹿中原……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許多都是從這裏誕生和開啟的。“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兩腳一踩就是秦磚漢瓦”是對河南深遠厚重的曆史文化最形象的注解，“曆史文化資源大省”河南當之無愧。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弘揚中國文化自信，河南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於商丘，興盛於安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殷商曆史文化基本史實、學術研究成果的認同和高度概括。這一重要論斷對於河南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中的“尋商探宋”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還在甲骨文發現研究12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係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新形勢下，要確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傳承。”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於殷商文化和甲骨文是高度重視的。加強殷商文化研究，構建殷商學，是河南省社科界貫徹落實黨中央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的具體舉措，更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囑托的學術自覺和責任擔當。
其次，是探文明之源、尋民族之魂的需要。《禮記·禮運》把禹以前的社會說成是“大同”社會，沒有私有製的“天下為公”的時代，而把禹以後的社會稱為“小康社會”，有了私有製、有了國家的“天下為家”的時代。1996年啟動、2000年9月結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最終成果是《夏商周年表》，為中國有明確紀年的公元前841年的曆史建立起了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認為夏代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商代開始於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2010年啟動、2016年結項、2018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研究成果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遊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文明起源的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各地區陸續進入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上述兩項工程證明了不到4000年的中華朝代史和5300年左右的中華文明史。麵向未來百年，我們需要再一次出發，需要再一次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要到哪裏去”。夏有400多年的曆史，商有550餘年的曆史，周有近800年的曆史。如果說夏是草創，商是探索，那麼周則是形成。華夏九州由禹開始，國家文明由夏誕生。在《尚書·禹貢》中，我們體驗了大禹的腳力——“禹跡”。從黃帝“修德振兵”開始，禹受天命平抑洪水、整理大地，強調的是以“德”為中心的觀念，這一思想經過夏、商的傳承而成為西周倫理思想的骨幹。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列祖先賢讓華夏民族永世昌盛、長治久安的心誌：一是讓黃河造福於百姓的使命；二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公共服務動機；三是定九州，肇始了國家文明。在我們看來，夏文明是質樸的，質樸不難理解，那時生產力水平畢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華為何物，也沒有“擺譜”的理由，其最大意義在於帶頭實現了由部落向國家的轉變。如果說夏文明樸實無華，那麼殷商文明卻是詭異而絢爛的。帝嚳之子契，封於商，被稱為商族始祖。先商時期，它在夏朝統治下發展著自己獨有的先商文化：商業的興起，青銅器的製造，甲骨文字的發明。在距今大約3800年前的夏代，商國的第七任君主王亥開創了華夏商業貿易的先河，“肇牽車牛遠服賈”，開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與其他部落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換。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人們尊稱王亥為“商業鼻祖”“華商始祖”。商朝時期創造的青銅文明和甲骨文字，在我國上古文明中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殷商時期（公元前1600—前1046年），農業也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人們對於天文學已有相當的了解。就手工業生產技術來說，商代的人已經使用青銅製造器皿。西周人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現在，《尚書》中有《商書》五篇，包括《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包括《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縱觀商族的發展過程，它在中華文明走向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殷商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具有根文化地位。
再次，是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文化品牌的需要。從1921年開始的百年考古學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多元一體”，二是“上不封頂”。如今，在“考古中國”“早期中國”“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上，河南有三個重點：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黃帝文化研究。這主要是研究以炎黃二帝為代表的“三皇五帝”這一上古時代。二是夏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國家文明形成的早期代表“夏時期”。三是殷商文化研究。“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洹水南殷墟上，獨特的甲骨文讓朦朧的商代變成了有依憑的事實，文字的演化有了強有力的證據。殷商時期被國際上公認為“信史”階段，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中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意義和價值不容低估。
二、什麼是殷商學？
構建殷商學，首先要給殷商學一個明晰規範的定義，即殷商學是什麼，包括哪些主要內容，各主體內容之間存在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一）殷商學的定義
殷商學，就是係統研究殷商時期人類社會活動規律以及所展現的知識、經驗、智慧及其相關理論的學問、學術、學科。具體包括殷商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天文、曆法、算術等相關知識和理論，以及對這些理論係統性、學理性、學術性闡釋。新時代殷商學研究，最關鍵的是要從曆史與文明的大視野把殷商文化作為一個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來研究。
（二）殷商學研究的重點內容
一是天命觀。這是殷商學的研究主題。殷墟甲骨文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殷商時期信仰體係的原始資料。可以說，晚商時期多元包容的成長型信仰體係已初步形成。殷商西周之際，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現了從神本到人本的轉變。從世界曆史看，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往往寓於其宗教信仰之中，宗教信仰和宗教價值觀就是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宗教信仰引領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相傳顓頊帝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絕地天通”就是“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這樣，與天神交通的乃是一些專門的祀神的人物，如巫或祝。他的這一改革確立了對於天神與祖先的崇拜，由此造成了巫統和血統兩大力量。和炎黃時代不同，堯舜禹時代戰爭的主要對象是三苗。到了夏商時期，圍繞中原地區最高領導權，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之間呈現相交而相勝的局麵。這一時期，巫統與血統之爭是其中的關鍵變量。到了商代，人們仍然相信在宇宙間有一個至上神作為主宰，這個至上神，他們稱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際及其以後又稱為“天”。它發布的號令，就是“天命”。在他們看來，商人的生產和生活以及安危都要由上帝來決定。這是脫離原始社會“萬物有靈”之後的早期宗教信仰。商人信仰的神靈包括上帝、自然神、祖先神三類。和夏人相比，商人敬祖祀祖更甚，他們認為祖先和上帝一樣有著巨大的神力，能給人以禍福，故商人對鬼神幾乎天天輪流祭祀。另外，他們還有圖騰崇拜，是一個以鳥為圖騰的部族。殷商的統治如同埃及，是一種神權政治。殷商時代，迷信的空氣籠罩整個社會。商王率領民眾侍奉神明時，將鬼神置於優先地位，關於人事的禮俗則居於其次。然而，商人在宗教領域開始表現出的尊祖抑天的傾向，在實際上會失去巫統神權的支持。在一定意義上，巫統神權與血統王權之間的矛盾到了商代後期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在商代，從祖甲對祖先神的升格，到武乙的射天再到紂的自絕於天，可以看出血統與巫統鬥爭的激化。
在我們看來，從以神為本的文化過渡為以人為本的文化，從以道德為本到以倫理為本，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殷商時代一改夏人的質樸，信仰比較複雜，商人信鬼，奉行祖先崇拜，同時喜歡占卜吉凶。在我們看來，在殷商時代興起的壟斷神壇、把持政壇、執政學壇的巫史，就是這種神本文化的人格化體現。《史記》載：“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從傳說中的顓頊時代“絕地天通”以來，專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漸職業化、世襲化。“絕地天通”，是上古中國的一件大事件。上古時代，人類的認知和經驗都具有巫術傳統，早期社會的世界認知和原始思想很多都由巫師來發現和解釋，結果造成了“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在這種情況下，顓頊帝實施了“絕地天通”，這是上古的一次宗教改革，禁止民間混亂的巫術，將巫術儀式正規化。“絕地天通”，意味著對世界解釋權的專斷，統治者獲得了對意義世界的壟斷。其要義在於“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宗教製度和文化秩序的重建，為夏商周的禮製奠定了基礎。在這裏，巫和史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巫是通鬼神的，史是管人事的。巫官的任務，就是揣摩神意，預測吉凶。巫史“掌官書以讚治”，其活動方式就是以龜卜和占筮卜問吉凶禍福。巫史文化勃興，其對於中原學的意義在於文史哲會通，但存在神學與科學交織、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混雜、學術與政治糾纏的問題。
“宗天”觀念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色。商人篤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人迷信人死之後，精靈不滅，稱為鬼。商人尚鬼，是另一大特殊文化現象。“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在商人那裏，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一致的，王權和神權是統一的。因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之相應，祭祀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禮是認識中國早期文明的一個核心視角。《國語》載“夫祀，國之大節也”。中國的夏商周時期，社會的文化價值寓於禮製之中。《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在商人內部，對於祭祀的禮製存在新舊之爭。武丁恪守先王成規，“殷道複興”，“殷國大治”。紂王屬於新派。這種政治內爭，是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甲骨文作為人神溝通的文本記錄，相當於人與神所訂立的“協議”。隨著殷商後期人神“協議”的失效，人們的目光從“鬼謀”轉向“人謀”，人的地位和價值逐漸得到新的認識。殷周之際，以神為本的文化開始向以人為本的文化轉變，從此整個社會開始注重世事。周人繼承了商人的文化，但革新了商人的宗教，在統治上回歸夏朝的傳統。“天帝”被“天道”所代替。可以說，周朝更重視人的世界，而不迷信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周人推崇的“天道”並非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從而使中華農耕文明的社會秩序和發展擺脫了宗教信仰的約束。殷商至西周時期雖然並沒有完成這一過渡，但它向著這個方向邁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步伐。
二是商業與商文明。商人、商業的“商”字和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字同為一字，其間有沒有淵源呢？回答是肯定的。商族人有經商的傳統，早在夏代，商族的先公王亥就經常帶著貨物到有易氏部落進行物品交換。商朝建立後，隨著分工的擴大和城市的興起，商品交換成為人們生活的需要，也帶動了手工業的興起，商先公相土、王亥發明的“乘馬”“服牛”以及後來青銅器皿的使用與中國商業的興起關係密切。商人的建國與商業有著密切的關係，史學界一般認為商代以工商立國。商業發達是殷商時期社會進步、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顯著特征。可以說，殷商時期的中國已經具有較為成熟的商業文明。自五帝以來，中國是以農業文化為主的，但殷商文化非常特殊，早期的商部落靠著貿易起家。“商人”與“商品”的稱謂就來源於此。可以說，商部族引領了那個時代“以物易物”“互通有無”的商業生活風尚。商人的商業促進了最早貨幣的產生和使用，這種貨幣就是以物易物時的中介物海貝，也稱貝幣。商末青銅器銘文中，常有“賜貝”“賞貝”的記錄，並且往往以“朋”為計量單位。商人用勤勞智慧在農業領域深耕，在王亥的帶領下，有餘糧後開展商業貿易。在商代，正是農業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商業貿易，商業貿易促使製服馬牛作為交通工具，以行走更遠的地方。由此，才出現了交通的便利與商業的繁榮相互成就。《尚書·酒誥》中所說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帶的商殷遺民“肇牽車牛遠服賈”的情況，說明商代各地之間的互通有無可能是依靠專業商人來進行的。
三是商族史。王國維在《殷周製度論》中說：“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於西方。”“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商朝550餘年曆史中，殷商250餘年。
係統研究商族史，其一要研究商先公事跡，即商族的興起。根據《史記》等書的記載和殷墟卜辭查證，先商世係依次為：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王亥（振）—王恒—上甲（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示壬—（主壬）—示癸（主癸）—天乙（成湯）。《詩·商頌·玄鳥》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因此，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鳥為圖騰的。《史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建立商國。契之後，由他的兒子昭明繼承火正和商部落首領之位。昭明帶領族人開拓疆土，先後在藩和砥石一代活動，並在砥石建立陪都，擴大了商部落的疆域。《荀子·成相》中記載：“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迂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關於相土、昌若、曹圉、冥等人，史書記載極為簡略。昭明的兒子是相土，相土繼承先祖主持火祀，大麵積開拓疆土，以商丘為中心，把勢力拓展到黃河下遊的黃海之濱和附近海島的廣大地區。相土馴服野馬，王亥馴服牛，極大地推動了商國農牧業的發展。《詩·商頌·長發》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國語·魯語》說，“冥勤其官而水死”。《竹書紀年》也有類似的說法，“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由此可知，冥勤於治水，最終因治水而死。振在甲骨文中稱作王亥，曾到有易氏的地方，被有易所殺。《山海經》載：“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微在卜辭中稱作上甲，在甲骨文卜辭中常見，受到其後人的隆重祭祀。《竹書紀年》載上甲“假師河伯以伐有易”，殺掉有易之君，報了王亥被殺之仇。報乙至癸等先商諸公史書記載又較為簡略。最後是成湯，成湯滅夏桀，登上天子之位，成為商王朝的開國之君。從成湯建國到殷紂亡國，共傳十七世，31王。
其二要研究商湯“吊民伐罪”。商湯即成湯，又叫天乙。《商頌·玄鳥》說：“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湯初立時，從先王居於亳，以伊尹為謀臣。時夏桀暴虐無道，民不堪命，罵他“時日逷喪，予及汝皆亡”。在伐夏桀前夕，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故稱湯武。商湯“吊民伐罪”，老百姓“若大旱之望雲霓”。代桀而為天子後，當天子前的封號商已不用，商成為供奉祖先的“大邑商”，而國號為殷，將都城西遷至原夏朝中心區，稱西亳（偃師），偃師商城在屍鄉溝。《詩·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後促丁遷都於鄭州，形成鄭州商代的二裏崗文化。可以說，早期中國發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華夏文明已經十分強大，並給予周鄰的文化以巨大影響。
其三要研究盤庚遷殷。他的遷都動機，“安定厥邦”，“永建乃家”。這是為了擺脫頻發的自然災害和王室內部的爭鬥困境，也是對付西方、北方許多方國的需要。麵對當時“諸侯莫朝”的局麵，盤庚行湯之政，殷道複興。盤庚遷殷是商代的一件政治大事，它是商王朝由中衰而興盛的轉折點。到武丁時期國力達到鼎盛，“邦畿千裏，維民所五，肇域彼四海”。他的夫人婦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商王武丁在位時，“修政行德”，任用傅說為相，征服了薑方、土方、鬼方，商王朝得以複興，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國。武丁在位的50多年，是商王朝最強盛的時期。武丁之後，商王朝的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逐漸呈現出衰敗的跡象。在這裏，形成了著名的殷墟文化。《古本竹書紀年》說：“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其四要研究紂王。帝辛時期，政治黑暗，對東夷用兵。帝辛名受，又稱紂。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用極刑對付反對他的大臣，放棄祭祀，又不任用宗室子弟。所以有“大師、少師乃持其所祭樂器奔周”，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統治集團也分崩離析。“東夷叛之”，商紂雖然平定了東夷，國力也消耗殆盡。西方的周國逐漸崛起，商朝滅亡已成定局。周武王大舉“翦商”，稱“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稱其“斷棄其先祖之樂”。約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打敗紂王，史稱“八百諸侯會孟津”，紂王自焚而死，商朝滅亡，周朝建立。
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啟為宋的始祖。《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由此實現了由商文化到宋文化的轉身。古宋國時期，在周代統治下，殷商文化得以延續。從公元前1040年周成王封微子於商丘，建立宋國，到公元前286年齊滅宋，宋王偃被殺，曆時700餘年。西漢，繼承了夏商周傳統，並在春秋戰國基礎上得以升華。北宋，更是在古宋之地繼續演變。這無疑是殷商之源文化的傳承見證。由殷商文化到宋國文化，由宋國、宋州到宋朝的宋文化，在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丘不但有商（湯都亳），還有先商（閼伯封商）、後商（微子封宋）。由此，實證商丘即殷商之源。
四是重大事件。張衡在《西京賦》中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即是說，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次，體現了商代“盤遊無度”的特點。從河北遷到商丘，商朝之得名由此。相土以馬駕車，王亥以牛駕車。相土大啟疆宇，以相（安陽）為東都。有頌詩為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族人以王室和它的都邑為核心。這都邑商人自稱“天邑商”。在商朝550餘年時間裏，這“天邑商”曾經六次遷徙，最初是在亳，中間五遷皆不出今山東的南半和河南的東半。商朝在最後的250餘年，定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這是商朝的後期。
殷人視祭祀為國家頭等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由此可見祭祀和戰爭的重要性，這是商代的特點。商人祭祀祖先神靈分為內祭和外祀。占卜在商代已經成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占卜是以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觀察神秘現象兆示，以解決舉事的凶、吉及行、止諸疑問。殷人尚鬼神，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占卜看是否可行。殷人占卜主要用龜甲獸骨。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550餘年間，可考的大事除六次遷都、對鬼方的大戰以及最後直接間接與亡國相關的打擊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主昏亂，或王室內亂或諸侯背叛。第一度的盛衰涉及湯孫太甲和伊尹。肇始商朝後期的盤庚是一位中興之主，至他之後，唯他的侄子武丁一度中興。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落下去。最後，頹廢和放縱彌漫了整個商人社會，他們以畋遊荒宴代替了國政的煩勞，“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是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商的曆史上，實現“體國經野”的政治體製，當時的政治地理分為王畿、四土和四至。商王對諸侯的控製能力並不一致，諸侯對商朝也叛服不常，他們之間也不永遠是和平的友侶。商朝後期的最大外敵是西北的鬼方，曆史上記載商王武丁曾對它用兵達三年之久。《尚書·盤庚》就記載了盤庚自亳遷殷前後三次告誡臣民的經過。在《牧誓》中，我們體驗了商的倒塌因果。在商末的一百年間，在渭水的流域，興起了一個強國，號為周。季曆與西伯昌皆受商命為西伯。我們可以看到西伯昌的遠略。商朝末年的紂王是一個能文能武的人物，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還喜歡音樂、舞蹈。然而，“恃才與眾”，以致造成了“小民方興，相為敵仇”的局麵。讀曆史文獻，其中有兩條記載顯然承載著重要信息：一是“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二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周自強盛以來，就是以東向發展為一貫之國策。就周人向外發展的步驟而言，周公的東征比武王的克殷還重要。
殷代已經是父係社會，重男輕女觀念已經存在——生男稱“嘉”，生女說“不嘉”。
五是重要人物。在殷商曆史上，傑出人物燦若群星。帝嚳是五帝中的第三帝，前承黃帝、顓頊，後啟堯舜，是商人的先祖，其特點是“仁而威”，他“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嚳的兒子堯仁德如天，智慧如神。帝嚳的另外兩個兒子契和棄，分別成了商朝始祖和周朝始祖。契封商管理火種，築閼伯台，觀星授時，指導先民耕種。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湯，都是契的後人。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和商業貿易的往來，正是這些發明極大地促進了商部族的強大。到了商湯時代，開始了興商的曆程。商湯崇尚德政，“網開三麵”，奉天救民，知人善任，推翻了夏之暴政，建立了商，定都於亳。“人置四麵未必得鳥，湯去三麵，置其一麵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商湯長於用人。《論語·顏淵》載：“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長於征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伊尹輔助商湯打敗夏桀，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伊尹用“以鼎調羮”“調和五味”的理論幫助商湯治理天下，治國理政，積極整頓吏治，洞察民心國情，推動了經濟繁榮、政治清明。《道德經》中的“治大國若烹小鮮”，與此顯然頗有淵源。商湯之後，武丁的夫人婦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將軍。然而到帝辛時，他失德、失民心、失策，導致了失國。然而當時也有“殷之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幹。在箕子看來，“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多次親諫紂王，見“紂終不可諫”，乃去。
帝嚳之子棄後人中的一支出了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發，開創了周之基業。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定後，周朝封微子於宋，建立宋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啟代殷，國於宋，都商丘。宋國屬於殷商後裔，是殷商文化直接繼承者。所以說，商丘是商業之源、商人之源、商文化之源。
六是嗜酒風習。商代的釀酒技術已經達到相當水平，這是農業發展的結果，表示殷人已經脫離了饑則食的時代。殷人的宗教迷信與他們的嗜酒風習息息相關，史稱殷人“沉酗於酒”。《尚書·酒誥》就嚴厲譴責殷人“荒湎於酒”。
（三）殷商學研究要正確處理三大關係
一是中原學和殷商學的關係。“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構建殷商學，為深化拓展中原學注入強勁動力，釋放了源頭活水。殷商學必將成為中原學新的學科分支和新的學術增長點。殷商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是中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之一。因此，殷商學是新時代中原學學科內涵和重點內容的新拓展，也是中原學學科體係中的源頭性學科。在中原學提出前後，河南分別有多個具有濃鬱地方色彩和區域色彩的學科問世。東邊，有河南大學提出的“新時代黃河學”“新宋學”；西邊，有洛陽師範學院提出的“河洛學”；南邊，有信陽師範學院提出的“炎黃學”、南陽師範學院提出的“馮友蘭新理學”；北邊，有安陽師範學院提出的“殷商學”；中間是中原學。中原學的“中”字就像一麵旗幟，就是要把中原曆史文化研究的旗幟插在高地上，通過“興文化”研究工程統領、輻射、整合各方麵的研究力量。如果說中原學的古典形態在空間上是由河洛學、新時代黃河學構建的，那麼在時間上則是由炎黃學、殷商學、新宋學、馮友蘭新理學組成的。這六者共同構成了中原學研究的經線和緯線。中原學和河洛學、炎黃學、殷商學、新宋學、馮友蘭新理學、新時代黃河學一起，成為河南省地方性知識體係的引領者，成為河南曆史文化研究工程的“學脈”，這是河南哲學社會科學一個新的發展演變趨勢。
二是殷商學與殷商文化的關係。殷商文化和殷商學的研究是有區別的。在我們看來，殷商學主要體現了對殷商文化的學理化、學術化和學科化，是新時代中原學學科體係、學術體係、話語體係整體建構的重要一環。若從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算起，120多年來，中外學者圍繞殷商王朝的考古遺跡、甲骨文字、青銅器皿、空間布局及民眾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諸多問題，從考古學、曆史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文字學、藝術學等不同領域做了許多研究，為殷商學誕生奠定了較為紮實的學術基礎。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考古學材料的層出不窮，研究中的諸多問題逐漸顯現，殷商曆史文化研究由於缺乏係統性、整體性、綜合性的學理化研究，已經滿足不了學術研究、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承創新的需要。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向學術性回歸，需要將殷商文化置於學理性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從學問、學術、學科的高度進行重構重建重塑。曆史文化研究可以是零碎的，但是“學”就比較係統。作為一個“學”必須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有係統的研究成果，另外要有一批研究人才。根據這三個標準來看，構建殷商學，是對殷商文化的學理化、學術化、學科化。因此，構建殷商學，就是要從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的維度，用“學”進一步凝聚幾代學人關於殷商文化的研究共識，用“學”係統梳理出學界關於殷商文化體係的基本脈絡，用“學”準確定位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中華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用“學”闡釋清楚“殷”與“商”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用“學”打造殷商文化核心學術生產力，依托“學”推動殷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學”的旗幟下樹立起大省河南的曆史自信、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文化自強。
三是殷商學與甲骨學的關係。甲骨文和古埃及的紙草文字、巴比倫的泥版文字、美洲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的三種文字早已銷聲匿跡，隻有甲骨文傳承了下來。作為中國漢字的起源，它被稱為漢字之根、中華之魂，中華文明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係統，足以代表殷商文明也已經是成熟的文明，足以代表當時古人類文明的成熟。殷商學的核心是甲骨學和考古學。通過學術研究係統分析更早的不成熟的文字符號，探尋甲骨文文字係統的來源，探尋殷商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明有史可考的源頭，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這將是中國考古界的重大任務。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殷商文化不是中華文明最初的源頭，需要借助殷商文化的研究追本溯源，進一步探尋古老的中華文明淵源流變的脈絡。
（四）殷商學研究要突出殷商的三個關鍵特質
殷商文化有其獨特的根係、基因和脈絡或譜係。殷商文化具備了文明的特質，最典型的是城市的出現，青銅的應用和文字的產生。
一是繁榮的城市文明。城市文明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質之一。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殷商都城的規劃布局和建設謹嚴有序、設施完整、功能齊全、片區分布合理，體現了殷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表現了殷商先民對美好生態的欣賞和追求。以商王大型建築群為代表的禮儀建築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敬天法祖的文化內涵。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城，所以盛民也。”《六韜》雲：“殷君善宮室，大者百裏，中有九市。”《詩·商頌·殷武》雲：“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宋”與“城”是聯係的。《周禮·考工記》記載：“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都遺址，麵積達30多平方公裏。殷墟王陵被學界和國際社會讚譽為“第二個古埃及”，其價值可與世界七大奇跡媲美。正是洹水南的殷墟，使安陽成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沒有這塊地方，安陽成不了如此大名。
二是燦爛的漢字文明。文字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界標性事件。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正是“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載體。如果說石器的發明十倍地增加了人類的力量，弓箭的發明百倍地延長了人們的手臂，那麼文字的發明則無限地增長了人類的智慧。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遺存中已經出現了幾何符號和象形符號。《淮南子·本經訓》指出：“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由此可知，文字在溝通人神關係上具有突出地位。殷人是迷信的氏族，殷商時期是迷信的時代，殷人將他們占卜的行為和言辭刻在龜甲和獸骨上，這些“殷人刀筆文字”，就形成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後期的遺物。甲骨文體現了輝煌的商代文明，是商代重要的曆史和社會生活檔案。甲骨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曆史，革新了現代學術。1899年，在北京有一人發現了甲骨文，這個人叫王懿榮。甲骨文的發現，標誌著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告訴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文明一直在延續著。這一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羅振玉、董作賓、王國維等文化大師，都投入到了一個字一個字辨識甲骨文的行列。大家想一想，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在文明蒙塵之際，外侮內亂並發，我們的文化前輩所做的工作就是為了喚醒一個民族的集體生命力，可以說是“一脈之顫，十方震動”。郭沫若有詩雲：“中原文化殷始創，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蕞爾一邑震寰宇。”王國維對一些甲骨進行綴合，提高其辨識和研究成效，並用甲骨考證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和前後順序，印證《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把中國的信史提前了1000多年。
三是發達的青銅文明。文字、青銅器和城市的形成是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物質要素和重要標誌。光輝燦爛的青銅文明引起了世人的廣泛矚目，郭沫若先生更是稱頌“青銅器代表一個文化時代”。殷商西周還以“青銅時代”著稱於中國文化史。殷商青銅器是當時生產科技和藝術發展水平的集大成者，鑄造工藝嫻熟，已達到很高水平，產品達到實用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提到商代，我們就會想到後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它們體現了高度的文化水準和鑄造技術。我們必須承認，商掌握的冶煉技術是非常高的。不僅如此，商代在鑄造青銅器方麵成就卓著，不僅在於掌握了高超的技術，還在於其意識形態的力量，商代青銅器有一種驚人的美麗和雄偉。殷商西周時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從祖先崇拜為核心開始步入巫史文化新階段，其饕餮紋飾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宗教情感，其線條體現出威猛和猙獰，具有神秘、恐怖、威嚇的力量，它完全不同於彩陶紋飾上花草蟲魚的生動寫實，使商朝由偉大而走向美麗。如果說兵器是殺人的，那麼禮器則是嚇人的。殷商青銅禮器給我們的總體感覺就是既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體現出一種“獰厲的美”。在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現了“美”字。“羊大為美”，但這不正是巫的形象嗎？可以說，商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對美的追求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殷商的青銅器顯示了一個民族的審美開端，其想象力和天真性，都是十分驚人的。在這個意義上，殷商550餘年，濃縮了世界古代史。由於具有先進的青銅冶鑄技術，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以青銅文明為標誌急劇向周圍擴張，徹底改變了史前時期以來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文化格局。
總之，殷商文明，詭異而絢爛。在我們看來，殷商最偉大的發明就是青銅器和甲骨文。占卜用龜甲獸骨，祭祀用青銅禮器。詭異而絢爛的殷商文明，青銅繪就，甲骨繪成。如果說夏質樸、商放蕩，那麼周則文雅。這種不同的文化特質，建構了“早期中國”的出彩時代。
三、怎樣構建殷商學？
中原學是對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進行學術化、學科化、係統化、體係化的重塑、重構、重建，是構建立足河南、服務中原、影響全國、放眼全球的地方性知識體係，旨在為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河南貢獻。餘秋雨在《北大授課》中曾經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說安陽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尋找夏的痕跡，大概也離不開河南。”在中原學提出的第七個年頭，2022年中原學的打開方式，就是開啟殷商學研究和新時代黃河學研究，打造殷商文化研究和了不起的大河文明研究的高地，這也意味著中原學研究正在邁上更高的台階。在2022年，我們要讓殷商學研究成為中原學研究的“開門紅”。
第一，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劃時代意義。商文化不同於夏、周文化，在三代文化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周文化是一種“德文化”，而夏商文化主要是一種“道”文化。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個高峰時期。孔子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文獻記載，夏代存在470年，西周存在275年，東周存在514年而商代長達近600年。夏朝是以河南的西部為中心，逐步向四周發展的。夏禹的都城在陽城（今屬登封），夏啟的都城在陽翟（今禹州）。商族的祖先，很早在亳（河南商丘）定居。商湯滅夏後，在西亳（偃師屍鄉溝）建都。1950年鄭州發現的商代城址，是商朝中期的一座都城。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以後，就再也沒有遷都。商朝在這裏建都的250年間，豫北地區一直是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商的經濟社會特點有三：一是“析財而居”，二是“以業為氏”，三是“以國為姓”。李濟先生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一書中強調，“商代的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它代表許多文化源流的融合”。“以物易物”“治國如烹”“日新”都是其核心理念。燧人氏鑽木取火，實現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第一次偉大革命，加快了人類進化的步伐。《韓非子》載：“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王國維在《說商》一文中指出：“商之國號，本於地名。《史記·殷本紀》載：契封於商。古之宋國，實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稱商丘，猶洹水南之稱殷墟，是商在宋地。左傳昭元年：後帝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殷商部族對牛馬畜力的利用，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產生質的飛躍。殷商部族首創商業，大大加快了社會分工的步伐。中國八大古都有四個在河南，其中安陽和鄭州都是作為商都城而入圍。文字的出現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標誌和載體。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作為殷商文化的載體和代表，是中國最早和成係統的文字，它不僅確證了古老的商王朝的信史地位，把有記載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近5個世紀，也反映了殷商社會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以及風格鮮明的文化。作為文明的符號、文化的標誌，成熟的甲骨文文字係統代表著殷商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字體係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為代表的中國古漢字體係，曆經數千年的演變而承續至今。甲骨文作為一種信息載體，是殷商文化的微縮係統，書寫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華夏文明發展到商代早期已經十分強大，並給予周鄰文化以強大的輻射和影響。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在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並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文化。
第二，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的特殊性。史稱“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一語破的。商朝是夏朝滅亡以後，代之而起的新興王朝。商與夏是兩支平行發展的文化。夏的中心在河南中西部，商則在河南東部一帶。鄭洛地區代表的是中原，而山東海岱地區代表的是東部，商丘正好在中間，從而較好地體現了早期文明形態與發展過程中中原與東方的互動關係。商王朝是個很特別的王朝。商代國家政治和典章製度基本完備，經濟、文化比夏代有較快的發展。特別是甲骨文字、青銅器、國家祭祀禮儀和生活習俗等有明顯的特色。這些都是由於時代和族屬的不同而造成的。商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中輝煌的一頁，社會進入四海之內唯我獨尊的真正王國階段，其地位無與倫比，對周邊地區產生強大輻射和影響。商代文化包括殷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前者是“先王所為”，後者是“先公所為”。早商文化始於商丘，對於尋找商代起源意義重大。以前我們對於商丘這個地方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當然，就華夏古都而言，第一個是二裏頭夏都，第二個是鄭州商城，第三個就是殷墟。周代到了豐、鎬作都城時，周原還是早期周人的活動區域。即使到了洛陽，他們還是經常到周原走動。商丘對於商人的意義也是如此。殷商都城包括偃師、鄭州和殷墟。自契始封商到湯武傳十四世，均父傳子，絕無例外。自放桀而為天子後，共31王，多數是兄終弟及，最後五王均父傳子。殷人認為鬼神管理人事間的一切事情，因此任何事情都向鬼神請示，叫作占卜。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論語·八佾》中孔子曾經感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商丘是中華元典文化的富集地，儒、釋、道、墨四家是中華文化形成的支柱，其中東周儒、道、墨三家皆出自宋國。當然，商人建立的政權並非靠道德，維持統治也不靠玄鳥，而是靠對青銅冶煉技術的壟斷，商業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以及武裝到牙齒的軍隊，還要加上神權的力量。殷商文化的特殊性，體現在當時已經形成了繁榮的城市文明、發達的青銅文明、燦爛的漢字文明和成熟的商業文明。“殷鑒不遠”是治國理政的一麵鏡子。“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中國曆史的“周期率”，也是“興亡圈”。殷商之興，與商湯有很大的關係。《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有商一朝，始治終亂，湯罪己，紂罪人，最後被周朝推翻。《論語·堯曰》記載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他在桑林祈雨時也說：“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讓我們感受到了商湯的擔當。《呂氏春秋》說，湯之“網開三麵”，“湯之德及禽獸矣”，讓我們體會到的是湯的仁德。《大學》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把“日新”九字鑄在洗臉盆上，當作座右銘，每天洗臉時提醒自己要“日新”，讓我們看到的是商湯的創新思維。“商湯革命”推翻夏王朝，與其發明、發現、創新、創造是分不開的。商朝是一個創新的王朝，在農業和手工業的基礎上，殷商的先民們“乘馬”“服牛”，創造發明了畜牧業和商業。然而，商的覆滅與商紂王有很大的關係。殷商的興亡史，是曆史的一麵鏡子。曆代統治者都用“殷鑒不遠”來警醒自己。這對於我們黨今天如何長期執政、我們國家如何長治久安，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要特別重視“殷鑒”，那就是“天命靡常”，需要“敬天愛人”“敬德保民”。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基因：一是“敬天”，二是“愛人”。文王為西伯，僻處西陲，在與強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夠與周邊諸小國家和平共處，逐漸形成政治合力圈。其最大特點在於“和於政”，在今天仍然有啟迪作用。武王滅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曆史事件。武王征服四方，鞭撻內國，使其民改正向善。周人為什麼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結論呢？殷人原本“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逷”，但為什麼後來“昊天大降喪於殷”，令其“侯於周服”？因此，“宜鑒於殷”。要“受祿於天”，必須“宜民宜人”。“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由此，周人提出“德”的概念，這是周人獨創的思想。“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中原文化從“道”文化落到“德”文化，是一種巨大的文化變遷。“敬德”的觀念，落實到“宜民宜人”，就是“保民”。這正是對殷人“尚鬼”文化的反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由此開啟了春秋戰國時代大興的民本思潮之先河，“敬天”和“愛人”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原文化最早走出了宗教的迷霧，而西方是在文藝複興時期才完成這一轉變的。在今天，“尊道貴德”“崇德向善”，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卓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特點。
第三，要推動殷商文化“活”起來，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殷商品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河南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品牌，建設中華文明連綿不絕的探源地、實證地和體驗地。在商丘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元典文化，從帝嚳到玄鳥而生商，到閼伯到王亥到商湯，殷道之興對於治國理政是有重大啟示的。特別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如果說中華文明的現代根係是長江，那麼中華文明的古代根係是黃河，轉折點就是隋唐時期。隋唐大運河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把南方帶起來了，把東北穩住了。它以洛陽為中心，呈人字形一條通到北京、一條通到揚州。黃河文化是中國的根和魂。這就要求我們要高度重視中華根係研究。在夏代，根在登封，根在許昌、根在二裏頭。到了商代，根在安陽、根在鄭州、根在商丘。到了周代，根在洛陽。隨著近代社會的形成，經濟重心越來越靠近海洋。在轉移當中，節點城市商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樣，我們就把古代史和近代史打通了，從而才能寫出一部從黃河出發的全球文明史。黃河在商丘流經700多年，應該說留下了大量遺產。在中國曆史上，最大的鬥爭，就是“與天鬥”。黃河滋養了我們，但是黃河常常發生水患影響著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正是在和黃河這樣一種你中有我的鬥爭中，華夏民族逐漸強大起來，國家集團逐漸形成，不斷地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說，在中國曆朝曆代，與黃河打交道都是最重要的事之一。夏文化和商文化有區別，但都屬於黃河文化，從而也直接支持了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係的研究。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善始善終”，我們對於“善始”要格外認真，因為根深才能葉茂。根係發達，是中華文化始終屹立不倒，始終不中斷、不斷裂，始終生生不息的關鍵所在。
一要打造殷商學與殷商文化全國高層論壇。殷商文化是整個商朝文化的總和，在河南省有大量的文化遺存，遍及安陽、商丘、鄭州、鶴壁、周口等地。要按照時間先後和代表都城，厘清殷商文化的脈絡。要加強區域性城市的聯合一體化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商丘、鄭州、安陽等城市的協作與聯動，整合各方力量，打造全國性的殷商文化高層論壇，推動成立河南省殷商文化研究會。
二要以“創意+新技術+傳播”推動殷商文化活起來。殷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博大精深，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價值。比如，殷商文化的價值寓於禮製之中。禮是認識早期中國文明進程和族群文化的一個核心視角，對於契掌管教化，如何形成殷禮，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其“日新”思想，“選賢與能”的做法，“網開三麵”的德政理念，都是需要我們弘揚的。而“殷鑒不遠”則是需要我們警醒的。可以說，殷商文化是河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曆史資源和精神財富。要加快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轉化應用，突出創意和設計的力量，推動科技跨行業融合、跨產業滲透，推動殷商文化圖譜具象化、場景化，為殷商文化的傳播插上“科技+創意”的翅膀。要重視以創意設計、科技、動漫、虛擬現實等激活全省殷商文化資源，以IP為核心構建殷商文化內容生產體係。
三要放大“甲骨學”這一“冷門絕學”。殷商學由哲學、甲骨學和考古學共同組成。人類是創造符號的動物，如果沒有文字，我們既讀不懂先秦諸子，也無法欣賞唐詩宋詞。所以甲骨文的出現，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的重要標誌。如果說沒有文字的民族不一定就沒有文明，那麼創造文字的民族是一定進入了文明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誌。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要注重發揮甲骨文字承載的製度文化內涵。有資料記載，在殷墟發現的15萬片甲骨中，有150萬個漢字。除去重複的，有5000個單字。我們今天能夠識別的，僅有2000字左右，讓我們感受到了先人的驚人智慧。一是要打造甲骨學研究重地。要有坐好冷板凳的信心和決心，以求更深層次破解殷商文化奧秘。要編輯《甲骨學辭典》，做到“冷門不冷”，“絕”有傳承。二是要重視開展商代甲骨非文字資料研究。商代甲骨非文字資料是甲骨本身攜帶的、除了文字信息以外的資料。加強這一研究，有助於推動甲骨學研究進入新階段。
四是要重視開展“中華遠古文明符號”研究。要重視殷墟甲骨文之前與文字起源有關的“遠古文明符號”研究，深化對文字的起源研究，推動中國文字沿襲相承之脈更加清晰。四是要加快培育以“文字之旅+探源之旅”為主題的殷商文化體驗路線，打造安陽—漯河—南陽的文字旅遊線路，以讀懂“文字裏的中國”。
“勒石刻銘，文起八代。”今天，在向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奮進的時刻，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之根，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倍努力“重新刻勒”殷商學，塑造中原學的殷商學研究，把研究的新成果、新發現貫徹到“兩個確保”“十大戰略”特別是文旅文創融合戰略之中，貫穿到“奮勇爭先、更加出彩”的新時代新征程之中，以使其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用璀璨的文化之光照亮現代化河南建設之路。
（作者：李庚香，係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 本文原發於2022月10月29日河南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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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來說，古文字的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2023年2月17日，安陽殷墟，“寫意中國——探尋漢字起源”活動開啟，尋訪漢字之源，盤點河南文化資源，闡釋古文字等曆史文化遺產中蘊含的信息。圍繞這一主題，大河網學術中原推出特別策劃“字裏行間的文明密碼”，通過專家學者闡釋古文字裏的秘密，揭秘中華文明密碼，尋繹中國精神之緣起、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由來。
摘要：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構建殷商學，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踐行文化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深度挖掘和闡發，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具體實踐；是河南“興文化”工程對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創新、再出發。殷商學是係統研究殷商時期人類社會活動規律、所展現的知識、經驗、智慧及其相關理論的學問。新時代殷商學研究，最關鍵的是要從曆史與文明的大視野把殷商文化作為一個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來研究。重點內容包括：天命觀、商業與商文明、商族史、殷商時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商人的嗜酒風習。研究殷商學要正確處理中原學與殷商學的關係、殷商學與殷商文化的關係、殷商學與甲骨學的關係，突出繁榮的城市文明、燦爛的漢字文明、發達的青銅文明三個重要問題。構建殷商學需要重點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劃時代意義和特殊性，最終推動殷商文化走出博物館，活起來。
關鍵詞：“興文化”工程；殷商學；殷商文化；甲骨學
殷商學之所以成立，在於人類文明鴻蒙初辟的殷商時期詭異絢爛的曆史文化、神秘的曆史文獻、多姿多彩的曆史文物和深遠的曆史文化影響力，給後人留下了無窮的思考和研究空間。構建殷商學，就要研究中原文化之根、中原文化之脈、中國文化之魂，進而透視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社會生活景致，尋繹中國思想之淵藪、思考中國精神之緣起、探索中國信仰之源頭，追尋中國傳統文化特質與文化品格之由來。可以說，殷商學是對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創新和再出發，也是殷商文化研究轉型提升的重要標誌。
一、為什麼要構建殷商學？
首先，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囑托的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刻闡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重大價值。他深刻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從“文化自信”的提出，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重大論斷，標誌著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一以貫之。河南，地處中原大地，作為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遠古時期，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的無數神秘傳說發生在這裏，誇父逐日，神農食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史以來，中華曆史與文明不斷更迭演進的無數經典傳奇在這裏上演，周召分陝，紫氣東來，問鼎中原，逐鹿中原……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許多都是從這裏誕生和開啟的。“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兩腳一踩就是秦磚漢瓦”是對河南深遠厚重的曆史文化最形象的注解，“曆史文化資源大省”河南當之無愧。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弘揚中國文化自信，河南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於商丘，興盛於安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殷商曆史文化基本史實、學術研究成果的認同和高度概括。這一重要論斷對於河南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中的“尋商探宋”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還在甲骨文發現研究12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係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新形勢下，要確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傳承。”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於殷商文化和甲骨文是高度重視的。加強殷商文化研究，構建殷商學，是河南省社科界貫徹落實黨中央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的具體舉措，更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囑托的學術自覺和責任擔當。
其次，是探文明之源、尋民族之魂的需要。《禮記·禮運》把禹以前的社會說成是“大同”社會，沒有私有製的“天下為公”的時代，而把禹以後的社會稱為“小康社會”，有了私有製、有了國家的“天下為家”的時代。1996年啟動、2000年9月結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最終成果是《夏商周年表》，為中國有明確紀年的公元前841年的曆史建立起了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認為夏代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商代開始於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2010年啟動、2016年結項、2018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研究成果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遊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文明起源的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各地區陸續進入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上述兩項工程證明了不到4000年的中華朝代史和5300年左右的中華文明史。麵向未來百年，我們需要再一次出發，需要再一次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要到哪裏去”。夏有400多年的曆史，商有550餘年的曆史，周有近800年的曆史。如果說夏是草創，商是探索，那麼周則是形成。華夏九州由禹開始，國家文明由夏誕生。在《尚書·禹貢》中，我們體驗了大禹的腳力——“禹跡”。從黃帝“修德振兵”開始，禹受天命平抑洪水、整理大地，強調的是以“德”為中心的觀念，這一思想經過夏、商的傳承而成為西周倫理思想的骨幹。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列祖先賢讓華夏民族永世昌盛、長治久安的心誌：一是讓黃河造福於百姓的使命；二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公共服務動機；三是定九州，肇始了國家文明。在我們看來，夏文明是質樸的，質樸不難理解，那時生產力水平畢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華為何物，也沒有“擺譜”的理由，其最大意義在於帶頭實現了由部落向國家的轉變。如果說夏文明樸實無華，那麼殷商文明卻是詭異而絢爛的。帝嚳之子契，封於商，被稱為商族始祖。先商時期，它在夏朝統治下發展著自己獨有的先商文化：商業的興起，青銅器的製造，甲骨文字的發明。在距今大約3800年前的夏代，商國的第七任君主王亥開創了華夏商業貿易的先河，“肇牽車牛遠服賈”，開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與其他部落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換。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人們尊稱王亥為“商業鼻祖”“華商始祖”。商朝時期創造的青銅文明和甲骨文字，在我國上古文明中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殷商時期（公元前1600—前1046年），農業也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人們對於天文學已有相當的了解。就手工業生產技術來說，商代的人已經使用青銅製造器皿。西周人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現在，《尚書》中有《商書》五篇，包括《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包括《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縱觀商族的發展過程，它在中華文明走向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殷商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具有根文化地位。
再次，是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文化品牌的需要。從1921年開始的百年考古學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多元一體”，二是“上不封頂”。如今，在“考古中國”“早期中國”“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上，河南有三個重點：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黃帝文化研究。這主要是研究以炎黃二帝為代表的“三皇五帝”這一上古時代。二是夏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國家文明形成的早期代表“夏時期”。三是殷商文化研究。“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洹水南殷墟上，獨特的甲骨文讓朦朧的商代變成了有依憑的事實，文字的演化有了強有力的證據。殷商時期被國際上公認為“信史”階段，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中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意義和價值不容低估。
二、什麼是殷商學？
構建殷商學，首先要給殷商學一個明晰規範的定義，即殷商學是什麼，包括哪些主要內容，各主體內容之間存在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一）殷商學的定義
殷商學，就是係統研究殷商時期人類社會活動規律以及所展現的知識、經驗、智慧及其相關理論的學問、學術、學科。具體包括殷商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天文、曆法、算術等相關知識和理論，以及對這些理論係統性、學理性、學術性闡釋。新時代殷商學研究，最關鍵的是要從曆史與文明的大視野把殷商文化作為一個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來研究。
（二）殷商學研究的重點內容
一是天命觀。這是殷商學的研究主題。殷墟甲骨文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殷商時期信仰體係的原始資料。可以說，晚商時期多元包容的成長型信仰體係已初步形成。殷商西周之際，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現了從神本到人本的轉變。從世界曆史看，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往往寓於其宗教信仰之中，宗教信仰和宗教價值觀就是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宗教信仰引領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相傳顓頊帝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絕地天通”就是“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這樣，與天神交通的乃是一些專門的祀神的人物，如巫或祝。他的這一改革確立了對於天神與祖先的崇拜，由此造成了巫統和血統兩大力量。和炎黃時代不同，堯舜禹時代戰爭的主要對象是三苗。到了夏商時期，圍繞中原地區最高領導權，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之間呈現相交而相勝的局麵。這一時期，巫統與血統之爭是其中的關鍵變量。到了商代，人們仍然相信在宇宙間有一個至上神作為主宰，這個至上神，他們稱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際及其以後又稱為“天”。它發布的號令，就是“天命”。在他們看來，商人的生產和生活以及安危都要由上帝來決定。這是脫離原始社會“萬物有靈”之後的早期宗教信仰。商人信仰的神靈包括上帝、自然神、祖先神三類。和夏人相比，商人敬祖祀祖更甚，他們認為祖先和上帝一樣有著巨大的神力，能給人以禍福，故商人對鬼神幾乎天天輪流祭祀。另外，他們還有圖騰崇拜，是一個以鳥為圖騰的部族。殷商的統治如同埃及，是一種神權政治。殷商時代，迷信的空氣籠罩整個社會。商王率領民眾侍奉神明時，將鬼神置於優先地位，關於人事的禮俗則居於其次。然而，商人在宗教領域開始表現出的尊祖抑天的傾向，在實際上會失去巫統神權的支持。在一定意義上，巫統神權與血統王權之間的矛盾到了商代後期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在商代，從祖甲對祖先神的升格，到武乙的射天再到紂的自絕於天，可以看出血統與巫統鬥爭的激化。
在我們看來，從以神為本的文化過渡為以人為本的文化，從以道德為本到以倫理為本，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殷商時代一改夏人的質樸，信仰比較複雜，商人信鬼，奉行祖先崇拜，同時喜歡占卜吉凶。在我們看來，在殷商時代興起的壟斷神壇、把持政壇、執政學壇的巫史，就是這種神本文化的人格化體現。《史記》載：“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從傳說中的顓頊時代“絕地天通”以來，專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漸職業化、世襲化。“絕地天通”，是上古中國的一件大事件。上古時代，人類的認知和經驗都具有巫術傳統，早期社會的世界認知和原始思想很多都由巫師來發現和解釋，結果造成了“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在這種情況下，顓頊帝實施了“絕地天通”，這是上古的一次宗教改革，禁止民間混亂的巫術，將巫術儀式正規化。“絕地天通”，意味著對世界解釋權的專斷，統治者獲得了對意義世界的壟斷。其要義在於“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宗教製度和文化秩序的重建，為夏商周的禮製奠定了基礎。在這裏，巫和史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巫是通鬼神的，史是管人事的。巫官的任務，就是揣摩神意，預測吉凶。巫史“掌官書以讚治”，其活動方式就是以龜卜和占筮卜問吉凶禍福。巫史文化勃興，其對於中原學的意義在於文史哲會通，但存在神學與科學交織、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混雜、學術與政治糾纏的問題。
“宗天”觀念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色。商人篤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人迷信人死之後，精靈不滅，稱為鬼。商人尚鬼，是另一大特殊文化現象。“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在商人那裏，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一致的，王權和神權是統一的。因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之相應，祭祀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禮是認識中國早期文明的一個核心視角。《國語》載“夫祀，國之大節也”。中國的夏商周時期，社會的文化價值寓於禮製之中。《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在商人內部，對於祭祀的禮製存在新舊之爭。武丁恪守先王成規，“殷道複興”，“殷國大治”。紂王屬於新派。這種政治內爭，是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甲骨文作為人神溝通的文本記錄，相當於人與神所訂立的“協議”。隨著殷商後期人神“協議”的失效，人們的目光從“鬼謀”轉向“人謀”，人的地位和價值逐漸得到新的認識。殷周之際，以神為本的文化開始向以人為本的文化轉變，從此整個社會開始注重世事。周人繼承了商人的文化，但革新了商人的宗教，在統治上回歸夏朝的傳統。“天帝”被“天道”所代替。可以說，周朝更重視人的世界，而不迷信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周人推崇的“天道”並非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從而使中華農耕文明的社會秩序和發展擺脫了宗教信仰的約束。殷商至西周時期雖然並沒有完成這一過渡，但它向著這個方向邁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步伐。
二是商業與商文明。商人、商業的“商”字和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字同為一字，其間有沒有淵源呢？回答是肯定的。商族人有經商的傳統，早在夏代，商族的先公王亥就經常帶著貨物到有易氏部落進行物品交換。商朝建立後，隨著分工的擴大和城市的興起，商品交換成為人們生活的需要，也帶動了手工業的興起，商先公相土、王亥發明的“乘馬”“服牛”以及後來青銅器皿的使用與中國商業的興起關係密切。商人的建國與商業有著密切的關係，史學界一般認為商代以工商立國。商業發達是殷商時期社會進步、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的一個顯著特征。可以說，殷商時期的中國已經具有較為成熟的商業文明。自五帝以來，中國是以農業文化為主的，但殷商文化非常特殊，早期的商部落靠著貿易起家。“商人”與“商品”的稱謂就來源於此。可以說，商部族引領了那個時代“以物易物”“互通有無”的商業生活風尚。商人的商業促進了最早貨幣的產生和使用，這種貨幣就是以物易物時的中介物海貝，也稱貝幣。商末青銅器銘文中，常有“賜貝”“賞貝”的記錄，並且往往以“朋”為計量單位。商人用勤勞智慧在農業領域深耕，在王亥的帶領下，有餘糧後開展商業貿易。在商代，正是農業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商業貿易，商業貿易促使製服馬牛作為交通工具，以行走更遠的地方。由此，才出現了交通的便利與商業的繁榮相互成就。《尚書·酒誥》中所說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帶的商殷遺民“肇牽車牛遠服賈”的情況，說明商代各地之間的互通有無可能是依靠專業商人來進行的。
三是商族史。王國維在《殷周製度論》中說：“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於西方。”“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商朝550餘年曆史中，殷商250餘年。
係統研究商族史，其一要研究商先公事跡，即商族的興起。根據《史記》等書的記載和殷墟卜辭查證，先商世係依次為：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王亥（振）—王恒—上甲（上甲微）—報丁—報乙—報丙—示壬—（主壬）—示癸（主癸）—天乙（成湯）。《詩·商頌·玄鳥》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因此，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鳥為圖騰的。《史記》載，“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建立商國。契之後，由他的兒子昭明繼承火正和商部落首領之位。昭明帶領族人開拓疆土，先後在藩和砥石一代活動，並在砥石建立陪都，擴大了商部落的疆域。《荀子·成相》中記載：“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迂於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關於相土、昌若、曹圉、冥等人，史書記載極為簡略。昭明的兒子是相土，相土繼承先祖主持火祀，大麵積開拓疆土，以商丘為中心，把勢力拓展到黃河下遊的黃海之濱和附近海島的廣大地區。相土馴服野馬，王亥馴服牛，極大地推動了商國農牧業的發展。《詩·商頌·長發》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國語·魯語》說，“冥勤其官而水死”。《竹書紀年》也有類似的說法，“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由此可知，冥勤於治水，最終因治水而死。振在甲骨文中稱作王亥，曾到有易氏的地方，被有易所殺。《山海經》載：“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微在卜辭中稱作上甲，在甲骨文卜辭中常見，受到其後人的隆重祭祀。《竹書紀年》載上甲“假師河伯以伐有易”，殺掉有易之君，報了王亥被殺之仇。報乙至癸等先商諸公史書記載又較為簡略。最後是成湯，成湯滅夏桀，登上天子之位，成為商王朝的開國之君。從成湯建國到殷紂亡國，共傳十七世，31王。
其二要研究商湯“吊民伐罪”。商湯即成湯，又叫天乙。《商頌·玄鳥》說：“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湯初立時，從先王居於亳，以伊尹為謀臣。時夏桀暴虐無道，民不堪命，罵他“時日逷喪，予及汝皆亡”。在伐夏桀前夕，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故稱湯武。商湯“吊民伐罪”，老百姓“若大旱之望雲霓”。代桀而為天子後，當天子前的封號商已不用，商成為供奉祖先的“大邑商”，而國號為殷，將都城西遷至原夏朝中心區，稱西亳（偃師），偃師商城在屍鄉溝。《詩·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後促丁遷都於鄭州，形成鄭州商代的二裏崗文化。可以說，早期中國發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華夏文明已經十分強大，並給予周鄰的文化以巨大影響。
其三要研究盤庚遷殷。他的遷都動機，“安定厥邦”，“永建乃家”。這是為了擺脫頻發的自然災害和王室內部的爭鬥困境，也是對付西方、北方許多方國的需要。麵對當時“諸侯莫朝”的局麵，盤庚行湯之政，殷道複興。盤庚遷殷是商代的一件政治大事，它是商王朝由中衰而興盛的轉折點。到武丁時期國力達到鼎盛，“邦畿千裏，維民所五，肇域彼四海”。他的夫人婦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商王武丁在位時，“修政行德”，任用傅說為相，征服了薑方、土方、鬼方，商王朝得以複興，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國。武丁在位的50多年，是商王朝最強盛的時期。武丁之後，商王朝的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逐漸呈現出衰敗的跡象。在這裏，形成了著名的殷墟文化。《古本竹書紀年》說：“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其四要研究紂王。帝辛時期，政治黑暗，對東夷用兵。帝辛名受，又稱紂。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用極刑對付反對他的大臣，放棄祭祀，又不任用宗室子弟。所以有“大師、少師乃持其所祭樂器奔周”，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統治集團也分崩離析。“東夷叛之”，商紂雖然平定了東夷，國力也消耗殆盡。西方的周國逐漸崛起，商朝滅亡已成定局。周武王大舉“翦商”，稱“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稱其“斷棄其先祖之樂”。約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打敗紂王，史稱“八百諸侯會孟津”，紂王自焚而死，商朝滅亡，周朝建立。
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啟為宋的始祖。《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由此實現了由商文化到宋文化的轉身。古宋國時期，在周代統治下，殷商文化得以延續。從公元前1040年周成王封微子於商丘，建立宋國，到公元前286年齊滅宋，宋王偃被殺，曆時700餘年。西漢，繼承了夏商周傳統，並在春秋戰國基礎上得以升華。北宋，更是在古宋之地繼續演變。這無疑是殷商之源文化的傳承見證。由殷商文化到宋國文化，由宋國、宋州到宋朝的宋文化，在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丘不但有商（湯都亳），還有先商（閼伯封商）、後商（微子封宋）。由此，實證商丘即殷商之源。
四是重大事件。張衡在《西京賦》中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即是說，商湯之前遷徙八次，商湯之後遷都五次，體現了商代“盤遊無度”的特點。從河北遷到商丘，商朝之得名由此。相土以馬駕車，王亥以牛駕車。相土大啟疆宇，以相（安陽）為東都。有頌詩為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族人以王室和它的都邑為核心。這都邑商人自稱“天邑商”。在商朝550餘年時間裏，這“天邑商”曾經六次遷徙，最初是在亳，中間五遷皆不出今山東的南半和河南的東半。商朝在最後的250餘年，定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這是商朝的後期。
殷人視祭祀為國家頭等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由此可見祭祀和戰爭的重要性，這是商代的特點。商人祭祀祖先神靈分為內祭和外祀。占卜在商代已經成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占卜是以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觀察神秘現象兆示，以解決舉事的凶、吉及行、止諸疑問。殷人尚鬼神，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占卜看是否可行。殷人占卜主要用龜甲獸骨。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550餘年間，可考的大事除六次遷都、對鬼方的大戰以及最後直接間接與亡國相關的打擊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主昏亂，或王室內亂或諸侯背叛。第一度的盛衰涉及湯孫太甲和伊尹。肇始商朝後期的盤庚是一位中興之主，至他之後，唯他的侄子武丁一度中興。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落下去。最後，頹廢和放縱彌漫了整個商人社會，他們以畋遊荒宴代替了國政的煩勞，“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是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商的曆史上，實現“體國經野”的政治體製，當時的政治地理分為王畿、四土和四至。商王對諸侯的控製能力並不一致，諸侯對商朝也叛服不常，他們之間也不永遠是和平的友侶。商朝後期的最大外敵是西北的鬼方，曆史上記載商王武丁曾對它用兵達三年之久。《尚書·盤庚》就記載了盤庚自亳遷殷前後三次告誡臣民的經過。在《牧誓》中，我們體驗了商的倒塌因果。在商末的一百年間，在渭水的流域，興起了一個強國，號為周。季曆與西伯昌皆受商命為西伯。我們可以看到西伯昌的遠略。商朝末年的紂王是一個能文能武的人物，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還喜歡音樂、舞蹈。然而，“恃才與眾”，以致造成了“小民方興，相為敵仇”的局麵。讀曆史文獻，其中有兩條記載顯然承載著重要信息：一是“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二是“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周自強盛以來，就是以東向發展為一貫之國策。就周人向外發展的步驟而言，周公的東征比武王的克殷還重要。
殷代已經是父係社會，重男輕女觀念已經存在——生男稱“嘉”，生女說“不嘉”。
五是重要人物。在殷商曆史上，傑出人物燦若群星。帝嚳是五帝中的第三帝，前承黃帝、顓頊，後啟堯舜，是商人的先祖，其特點是“仁而威”，他“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嚳的兒子堯仁德如天，智慧如神。帝嚳的另外兩個兒子契和棄，分別成了商朝始祖和周朝始祖。契封商管理火種，築閼伯台，觀星授時，指導先民耕種。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湯，都是契的後人。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和商業貿易的往來，正是這些發明極大地促進了商部族的強大。到了商湯時代，開始了興商的曆程。商湯崇尚德政，“網開三麵”，奉天救民，知人善任，推翻了夏之暴政，建立了商，定都於亳。“人置四麵未必得鳥，湯去三麵，置其一麵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商湯長於用人。《論語·顏淵》載：“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長於征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伊尹輔助商湯打敗夏桀，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伊尹用“以鼎調羮”“調和五味”的理論幫助商湯治理天下，治國理政，積極整頓吏治，洞察民心國情，推動了經濟繁榮、政治清明。《道德經》中的“治大國若烹小鮮”，與此顯然頗有淵源。商湯之後，武丁的夫人婦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將軍。然而到帝辛時，他失德、失民心、失策，導致了失國。然而當時也有“殷之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幹。在箕子看來，“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多次親諫紂王，見“紂終不可諫”，乃去。
帝嚳之子棄後人中的一支出了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發，開創了周之基業。後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定後，周朝封微子於宋，建立宋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啟代殷，國於宋，都商丘。宋國屬於殷商後裔，是殷商文化直接繼承者。所以說，商丘是商業之源、商人之源、商文化之源。
六是嗜酒風習。商代的釀酒技術已經達到相當水平，這是農業發展的結果，表示殷人已經脫離了饑則食的時代。殷人的宗教迷信與他們的嗜酒風習息息相關，史稱殷人“沉酗於酒”。《尚書·酒誥》就嚴厲譴責殷人“荒湎於酒”。
（三）殷商學研究要正確處理三大關係
一是中原學和殷商學的關係。“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構建殷商學，為深化拓展中原學注入強勁動力，釋放了源頭活水。殷商學必將成為中原學新的學科分支和新的學術增長點。殷商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源頭和組成部分，是中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之一。因此，殷商學是新時代中原學學科內涵和重點內容的新拓展，也是中原學學科體係中的源頭性學科。在中原學提出前後，河南分別有多個具有濃鬱地方色彩和區域色彩的學科問世。東邊，有河南大學提出的“新時代黃河學”“新宋學”；西邊，有洛陽師範學院提出的“河洛學”；南邊，有信陽師範學院提出的“炎黃學”、南陽師範學院提出的“馮友蘭新理學”；北邊，有安陽師範學院提出的“殷商學”；中間是中原學。中原學的“中”字就像一麵旗幟，就是要把中原曆史文化研究的旗幟插在高地上，通過“興文化”研究工程統領、輻射、整合各方麵的研究力量。如果說中原學的古典形態在空間上是由河洛學、新時代黃河學構建的，那麼在時間上則是由炎黃學、殷商學、新宋學、馮友蘭新理學組成的。這六者共同構成了中原學研究的經線和緯線。中原學和河洛學、炎黃學、殷商學、新宋學、馮友蘭新理學、新時代黃河學一起，成為河南省地方性知識體係的引領者，成為河南曆史文化研究工程的“學脈”，這是河南哲學社會科學一個新的發展演變趨勢。
二是殷商學與殷商文化的關係。殷商文化和殷商學的研究是有區別的。在我們看來，殷商學主要體現了對殷商文化的學理化、學術化和學科化，是新時代中原學學科體係、學術體係、話語體係整體建構的重要一環。若從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算起，120多年來，中外學者圍繞殷商王朝的考古遺跡、甲骨文字、青銅器皿、空間布局及民眾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諸多問題，從考古學、曆史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文字學、藝術學等不同領域做了許多研究，為殷商學誕生奠定了較為紮實的學術基礎。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考古學材料的層出不窮，研究中的諸多問題逐漸顯現，殷商曆史文化研究由於缺乏係統性、整體性、綜合性的學理化研究，已經滿足不了學術研究、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承創新的需要。新時代，殷商文化研究需要進一步向學術性回歸，需要將殷商文化置於學理性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從學問、學術、學科的高度進行重構重建重塑。曆史文化研究可以是零碎的，但是“學”就比較係統。作為一個“學”必須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有係統的研究成果，另外要有一批研究人才。根據這三個標準來看，構建殷商學，是對殷商文化的學理化、學術化、學科化。因此，構建殷商學，就是要從信仰體係，文明體係和文化體係的維度，用“學”進一步凝聚幾代學人關於殷商文化的研究共識，用“學”係統梳理出學界關於殷商文化體係的基本脈絡，用“學”準確定位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中華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用“學”闡釋清楚“殷”與“商”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用“學”打造殷商文化核心學術生產力，依托“學”推動殷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學”的旗幟下樹立起大省河南的曆史自信、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文化自強。
三是殷商學與甲骨學的關係。甲骨文和古埃及的紙草文字、巴比倫的泥版文字、美洲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的三種文字早已銷聲匿跡，隻有甲骨文傳承了下來。作為中國漢字的起源，它被稱為漢字之根、中華之魂，中華文明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係統，足以代表殷商文明也已經是成熟的文明，足以代表當時古人類文明的成熟。殷商學的核心是甲骨學和考古學。通過學術研究係統分析更早的不成熟的文字符號，探尋甲骨文文字係統的來源，探尋殷商文化的源頭，探尋中華文明有史可考的源頭，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這將是中國考古界的重大任務。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殷商文化不是中華文明最初的源頭，需要借助殷商文化的研究追本溯源，進一步探尋古老的中華文明淵源流變的脈絡。
（四）殷商學研究要突出殷商的三個關鍵特質
殷商文化有其獨特的根係、基因和脈絡或譜係。殷商文化具備了文明的特質，最典型的是城市的出現，青銅的應用和文字的產生。
一是繁榮的城市文明。城市文明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質之一。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殷商都城的規劃布局和建設謹嚴有序、設施完整、功能齊全、片區分布合理，體現了殷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表現了殷商先民對美好生態的欣賞和追求。以商王大型建築群為代表的禮儀建築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敬天法祖的文化內涵。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城，所以盛民也。”《六韜》雲：“殷君善宮室，大者百裏，中有九市。”《詩·商頌·殷武》雲：“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宋”與“城”是聯係的。《周禮·考工記》記載：“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都遺址，麵積達30多平方公裏。殷墟王陵被學界和國際社會讚譽為“第二個古埃及”，其價值可與世界七大奇跡媲美。正是洹水南的殷墟，使安陽成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沒有這塊地方，安陽成不了如此大名。
二是燦爛的漢字文明。文字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界標性事件。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正是“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文字是語言的符號載體。如果說石器的發明十倍地增加了人類的力量，弓箭的發明百倍地延長了人們的手臂，那麼文字的發明則無限地增長了人類的智慧。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遺存中已經出現了幾何符號和象形符號。《淮南子·本經訓》指出：“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由此可知，文字在溝通人神關係上具有突出地位。殷人是迷信的氏族，殷商時期是迷信的時代，殷人將他們占卜的行為和言辭刻在龜甲和獸骨上，這些“殷人刀筆文字”，就形成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後期的遺物。甲骨文體現了輝煌的商代文明，是商代重要的曆史和社會生活檔案。甲骨文的發現改寫了中國曆史，革新了現代學術。1899年，在北京有一人發現了甲骨文，這個人叫王懿榮。甲骨文的發現，標誌著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告訴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文明一直在延續著。這一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羅振玉、董作賓、王國維等文化大師，都投入到了一個字一個字辨識甲骨文的行列。大家想一想，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在文明蒙塵之際，外侮內亂並發，我們的文化前輩所做的工作就是為了喚醒一個民族的集體生命力，可以說是“一脈之顫，十方震動”。郭沫若有詩雲：“中原文化殷始創，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蕞爾一邑震寰宇。”王國維對一些甲骨進行綴合，提高其辨識和研究成效，並用甲骨考證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和前後順序，印證《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把中國的信史提前了1000多年。
三是發達的青銅文明。文字、青銅器和城市的形成是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物質要素和重要標誌。光輝燦爛的青銅文明引起了世人的廣泛矚目，郭沫若先生更是稱頌“青銅器代表一個文化時代”。殷商西周還以“青銅時代”著稱於中國文化史。殷商青銅器是當時生產科技和藝術發展水平的集大成者，鑄造工藝嫻熟，已達到很高水平，產品達到實用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提到商代，我們就會想到後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它們體現了高度的文化水準和鑄造技術。我們必須承認，商掌握的冶煉技術是非常高的。不僅如此，商代在鑄造青銅器方麵成就卓著，不僅在於掌握了高超的技術，還在於其意識形態的力量，商代青銅器有一種驚人的美麗和雄偉。殷商西周時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從祖先崇拜為核心開始步入巫史文化新階段，其饕餮紋飾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宗教情感，其線條體現出威猛和猙獰，具有神秘、恐怖、威嚇的力量，它完全不同於彩陶紋飾上花草蟲魚的生動寫實，使商朝由偉大而走向美麗。如果說兵器是殺人的，那麼禮器則是嚇人的。殷商青銅禮器給我們的總體感覺就是既殺氣騰騰又嬉皮笑臉，體現出一種“獰厲的美”。在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現了“美”字。“羊大為美”，但這不正是巫的形象嗎？可以說，商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對美的追求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殷商的青銅器顯示了一個民族的審美開端，其想象力和天真性，都是十分驚人的。在這個意義上，殷商550餘年，濃縮了世界古代史。由於具有先進的青銅冶鑄技術，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以青銅文明為標誌急劇向周圍擴張，徹底改變了史前時期以來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文化格局。
總之，殷商文明，詭異而絢爛。在我們看來，殷商最偉大的發明就是青銅器和甲骨文。占卜用龜甲獸骨，祭祀用青銅禮器。詭異而絢爛的殷商文明，青銅繪就，甲骨繪成。如果說夏質樸、商放蕩，那麼周則文雅。這種不同的文化特質，建構了“早期中國”的出彩時代。
三、怎樣構建殷商學？
中原學是對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進行學術化、學科化、係統化、體係化的重塑、重構、重建，是構建立足河南、服務中原、影響全國、放眼全球的地方性知識體係，旨在為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河南貢獻。餘秋雨在《北大授課》中曾經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說安陽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尋找夏的痕跡，大概也離不開河南。”在中原學提出的第七個年頭，2022年中原學的打開方式，就是開啟殷商學研究和新時代黃河學研究，打造殷商文化研究和了不起的大河文明研究的高地，這也意味著中原學研究正在邁上更高的台階。在2022年，我們要讓殷商學研究成為中原學研究的“開門紅”。
第一，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劃時代意義。商文化不同於夏、周文化，在三代文化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周文化是一種“德文化”，而夏商文化主要是一種“道”文化。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的第一個高峰時期。孔子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文獻記載，夏代存在470年，西周存在275年，東周存在514年而商代長達近600年。夏朝是以河南的西部為中心，逐步向四周發展的。夏禹的都城在陽城（今屬登封），夏啟的都城在陽翟（今禹州）。商族的祖先，很早在亳（河南商丘）定居。商湯滅夏後，在西亳（偃師屍鄉溝）建都。1950年鄭州發現的商代城址，是商朝中期的一座都城。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以後，就再也沒有遷都。商朝在這裏建都的250年間，豫北地區一直是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商的經濟社會特點有三：一是“析財而居”，二是“以業為氏”，三是“以國為姓”。李濟先生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一書中強調，“商代的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它代表許多文化源流的融合”。“以物易物”“治國如烹”“日新”都是其核心理念。燧人氏鑽木取火，實現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第一次偉大革命，加快了人類進化的步伐。《韓非子》載：“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王國維在《說商》一文中指出：“商之國號，本於地名。《史記·殷本紀》載：契封於商。古之宋國，實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稱商丘，猶洹水南之稱殷墟，是商在宋地。左傳昭元年：後帝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殷商部族對牛馬畜力的利用，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產生質的飛躍。殷商部族首創商業，大大加快了社會分工的步伐。中國八大古都有四個在河南，其中安陽和鄭州都是作為商都城而入圍。文字的出現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標誌和載體。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作為殷商文化的載體和代表，是中國最早和成係統的文字，它不僅確證了古老的商王朝的信史地位，把有記載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近5個世紀，也反映了殷商社會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以及風格鮮明的文化。作為文明的符號、文化的標誌，成熟的甲骨文文字係統代表著殷商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字體係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為代表的中國古漢字體係，曆經數千年的演變而承續至今。甲骨文作為一種信息載體，是殷商文化的微縮係統，書寫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華夏文明發展到商代早期已經十分強大，並給予周鄰文化以強大的輻射和影響。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在商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並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文化。
第二，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的特殊性。史稱“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一語破的。商朝是夏朝滅亡以後，代之而起的新興王朝。商與夏是兩支平行發展的文化。夏的中心在河南中西部，商則在河南東部一帶。鄭洛地區代表的是中原，而山東海岱地區代表的是東部，商丘正好在中間，從而較好地體現了早期文明形態與發展過程中中原與東方的互動關係。商王朝是個很特別的王朝。商代國家政治和典章製度基本完備，經濟、文化比夏代有較快的發展。特別是甲骨文字、青銅器、國家祭祀禮儀和生活習俗等有明顯的特色。這些都是由於時代和族屬的不同而造成的。商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中輝煌的一頁，社會進入四海之內唯我獨尊的真正王國階段，其地位無與倫比，對周邊地區產生強大輻射和影響。商代文化包括殷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前者是“先王所為”，後者是“先公所為”。早商文化始於商丘，對於尋找商代起源意義重大。以前我們對於商丘這個地方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當然，就華夏古都而言，第一個是二裏頭夏都，第二個是鄭州商城，第三個就是殷墟。周代到了豐、鎬作都城時，周原還是早期周人的活動區域。即使到了洛陽，他們還是經常到周原走動。商丘對於商人的意義也是如此。殷商都城包括偃師、鄭州和殷墟。自契始封商到湯武傳十四世，均父傳子，絕無例外。自放桀而為天子後，共31王，多數是兄終弟及，最後五王均父傳子。殷人認為鬼神管理人事間的一切事情，因此任何事情都向鬼神請示，叫作占卜。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論語·八佾》中孔子曾經感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商丘是中華元典文化的富集地，儒、釋、道、墨四家是中華文化形成的支柱，其中東周儒、道、墨三家皆出自宋國。當然，商人建立的政權並非靠道德，維持統治也不靠玄鳥，而是靠對青銅冶煉技術的壟斷，商業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以及武裝到牙齒的軍隊，還要加上神權的力量。殷商文化的特殊性，體現在當時已經形成了繁榮的城市文明、發達的青銅文明、燦爛的漢字文明和成熟的商業文明。“殷鑒不遠”是治國理政的一麵鏡子。“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中國曆史的“周期率”，也是“興亡圈”。殷商之興，與商湯有很大的關係。《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有商一朝，始治終亂，湯罪己，紂罪人，最後被周朝推翻。《論語·堯曰》記載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後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他在桑林祈雨時也說：“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讓我們感受到了商湯的擔當。《呂氏春秋》說，湯之“網開三麵”，“湯之德及禽獸矣”，讓我們體會到的是湯的仁德。《大學》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把“日新”九字鑄在洗臉盆上，當作座右銘，每天洗臉時提醒自己要“日新”，讓我們看到的是商湯的創新思維。“商湯革命”推翻夏王朝，與其發明、發現、創新、創造是分不開的。商朝是一個創新的王朝，在農業和手工業的基礎上，殷商的先民們“乘馬”“服牛”，創造發明了畜牧業和商業。然而，商的覆滅與商紂王有很大的關係。殷商的興亡史，是曆史的一麵鏡子。曆代統治者都用“殷鑒不遠”來警醒自己。這對於我們黨今天如何長期執政、我們國家如何長治久安，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要特別重視“殷鑒”，那就是“天命靡常”，需要“敬天愛人”“敬德保民”。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基因：一是“敬天”，二是“愛人”。文王為西伯，僻處西陲，在與強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夠與周邊諸小國家和平共處，逐漸形成政治合力圈。其最大特點在於“和於政”，在今天仍然有啟迪作用。武王滅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曆史事件。武王征服四方，鞭撻內國，使其民改正向善。周人為什麼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結論呢？殷人原本“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逷”，但為什麼後來“昊天大降喪於殷”，令其“侯於周服”？因此，“宜鑒於殷”。要“受祿於天”，必須“宜民宜人”。“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由此，周人提出“德”的概念，這是周人獨創的思想。“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中原文化從“道”文化落到“德”文化，是一種巨大的文化變遷。“敬德”的觀念，落實到“宜民宜人”，就是“保民”。這正是對殷人“尚鬼”文化的反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由此開啟了春秋戰國時代大興的民本思潮之先河，“敬天”和“愛人”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原文化最早走出了宗教的迷霧，而西方是在文藝複興時期才完成這一轉變的。在今天，“尊道貴德”“崇德向善”，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卓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特點。
第三，要推動殷商文化“活”起來，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殷商品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河南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實施文旅文創融合戰略，塑造“行走河南、讀懂中國”品牌，建設中華文明連綿不絕的探源地、實證地和體驗地。在商丘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元典文化，從帝嚳到玄鳥而生商，到閼伯到王亥到商湯，殷道之興對於治國理政是有重大啟示的。特別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如果說中華文明的現代根係是長江，那麼中華文明的古代根係是黃河，轉折點就是隋唐時期。隋唐大運河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把南方帶起來了，把東北穩住了。它以洛陽為中心，呈人字形一條通到北京、一條通到揚州。黃河文化是中國的根和魂。這就要求我們要高度重視中華根係研究。在夏代，根在登封，根在許昌、根在二裏頭。到了商代，根在安陽、根在鄭州、根在商丘。到了周代，根在洛陽。隨著近代社會的形成，經濟重心越來越靠近海洋。在轉移當中，節點城市商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樣，我們就把古代史和近代史打通了，從而才能寫出一部從黃河出發的全球文明史。黃河在商丘流經700多年，應該說留下了大量遺產。在中國曆史上，最大的鬥爭，就是“與天鬥”。黃河滋養了我們，但是黃河常常發生水患影響著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正是在和黃河這樣一種你中有我的鬥爭中，華夏民族逐漸強大起來，國家集團逐漸形成，不斷地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說，在中國曆朝曆代，與黃河打交道都是最重要的事之一。夏文化和商文化有區別，但都屬於黃河文化，從而也直接支持了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係的研究。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善始善終”，我們對於“善始”要格外認真，因為根深才能葉茂。根係發達，是中華文化始終屹立不倒，始終不中斷、不斷裂，始終生生不息的關鍵所在。
一要打造殷商學與殷商文化全國高層論壇。殷商文化是整個商朝文化的總和，在河南省有大量的文化遺存，遍及安陽、商丘、鄭州、鶴壁、周口等地。要按照時間先後和代表都城，厘清殷商文化的脈絡。要加強區域性城市的聯合一體化研究，尤其是要加強商丘、鄭州、安陽等城市的協作與聯動，整合各方力量，打造全國性的殷商文化高層論壇，推動成立河南省殷商文化研究會。
二要以“創意+新技術+傳播”推動殷商文化活起來。殷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博大精深，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價值。比如，殷商文化的價值寓於禮製之中。禮是認識早期中國文明進程和族群文化的一個核心視角，對於契掌管教化，如何形成殷禮，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其“日新”思想，“選賢與能”的做法，“網開三麵”的德政理念，都是需要我們弘揚的。而“殷鑒不遠”則是需要我們警醒的。可以說，殷商文化是河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曆史資源和精神財富。要加快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轉化應用，突出創意和設計的力量，推動科技跨行業融合、跨產業滲透，推動殷商文化圖譜具象化、場景化，為殷商文化的傳播插上“科技+創意”的翅膀。要重視以創意設計、科技、動漫、虛擬現實等激活全省殷商文化資源，以IP為核心構建殷商文化內容生產體係。
三要放大“甲骨學”這一“冷門絕學”。殷商學由哲學、甲骨學和考古學共同組成。人類是創造符號的動物，如果沒有文字，我們既讀不懂先秦諸子，也無法欣賞唐詩宋詞。所以甲骨文的出現，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的重要標誌。如果說沒有文字的民族不一定就沒有文明，那麼創造文字的民族是一定進入了文明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誌。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要注重發揮甲骨文字承載的製度文化內涵。有資料記載，在殷墟發現的15萬片甲骨中，有150萬個漢字。除去重複的，有5000個單字。我們今天能夠識別的，僅有2000字左右，讓我們感受到了先人的驚人智慧。一是要打造甲骨學研究重地。要有坐好冷板凳的信心和決心，以求更深層次破解殷商文化奧秘。要編輯《甲骨學辭典》，做到“冷門不冷”，“絕”有傳承。二是要重視開展商代甲骨非文字資料研究。商代甲骨非文字資料是甲骨本身攜帶的、除了文字信息以外的資料。加強這一研究，有助於推動甲骨學研究進入新階段。
四是要重視開展“中華遠古文明符號”研究。要重視殷墟甲骨文之前與文字起源有關的“遠古文明符號”研究，深化對文字的起源研究，推動中國文字沿襲相承之脈更加清晰。四是要加快培育以“文字之旅+探源之旅”為主題的殷商文化體驗路線，打造安陽—漯河—南陽的文字旅遊線路，以讀懂“文字裏的中國”。
“勒石刻銘，文起八代。”今天，在向著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奮進的時刻，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之根，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倍努力“重新刻勒”殷商學，塑造中原學的殷商學研究，把研究的新成果、新發現貫徹到“兩個確保”“十大戰略”特別是文旅文創融合戰略之中，貫穿到“奮勇爭先、更加出彩”的新時代新征程之中，以使其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用璀璨的文化之光照亮現代化河南建設之路。
（作者：李庚香，係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主席、研究員 本文原發於2022月10月29日河南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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