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工資漲幅一周超十年：2000元起薪破冰
更新時間：2010-6-8 9:51:57 來源：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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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員工墜樓事件陰影的重壓下，富士康宣布，從6月1日起，基層作業員的底薪從950元上升至1200元。時隔數日，昨天富士康又傳出消息，從10月起，深圳廠區將再度上調標準薪資，經3個月考核合格的作業員及線組長的薪資將上調至每月2000元。
而在10年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的底薪基本維持在三四百元之間。之後，底薪在500元上下徘徊的狀況維持了5年。直到2005年7月，深圳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關外”的底薪猛然增加了100元，達580元/月；兩年後的2007年7月，隨著深圳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又更新為750元/月。在“十二連跳”之前，富士康基層作業員的底薪為950元。這家“世界最大代工工廠”，均嚴格遵循、亦步亦趨地“合法追隨”著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的每次調整。
由於深諳中外法律和中國國情，一些外資企業雖然在本國或本地區麵對勞工權益和工會不敢馬虎，在中國卻找到了一條“薪酬遊戲規則”，富士康員工10年薪資水平的變動曲線正是這個“遊戲規則”的一個縮影：基層員工工資總是“穩定”地保持在所在城市最低工資標準“高壓紅線”上，既不觸犯，也不“超越”——有學者形象地將這種現象稱為“貼線低空飛行”的“地板工資”。
合法的“工資陷阱”
工資薪水緊貼最低工資標準“符合法律，但沒有道德”。
“這是合法的‘壓榨’。”今年5月上旬，深圳富士康龍華園區“新幹班”(是富士康培養管理幹部的重要方式，其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成員張虎(化名)對早報記者說，雖然他的底薪並非基層流水線上作業員的950元的底薪，而是2000元/月。但提起工資，張虎還是不免發起了諸多“牢騷”：“那些基層的普工(即流水線上的)雖然每個月也能掙一千七八甚至兩千元，但他們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要超過100小時”；而作為儲備幹部的他們，即使加班，每個月的工資也基本上在2500-2800元之間，“很少超過3000元”。
這已是2010年的5月。當月，全國的物價指數CPI在3%的國際預警線附近徘徊，而深圳的房價，即使是富士康所在地的“關外”，也已超過1萬元/平方米。即使對於這些希望在城市安家落戶的富士康基層“儲備幹部”來說，落戶深圳仍是一個不可奢望的遙遠的夢。
正是由於工資的“低空飛行”，基層員工依靠底薪根本不夠養家糊口，隻好通過不斷的加班甚至超時加班，來獲取更多的報酬。實在無法忍受高強度的枯燥勞動的，則隻能“卷鋪蓋走人”。
張虎說，事實上，與其他小企業相比，富士康在基本工資和工資發放上，“做得算好的啦”。工資每月能按時發放、絕不延遲或克扣，加班時間會精確計算，而“更多不正規的小廠未必能做到這麼好”，這也是富士康對於基層普通工人的吸引力所在。
也正是因為諸如富士康這樣的“標杆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和深圳市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基層員工工資的上漲空間也才一直“合法地”徘徊在低線。1994年就在廣東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張黃勇說，以前很多企業的“犯規”不是欠薪，就是用工環境惡劣，明顯違法，投訴相對容易，但是，“現在企業都學乖了”。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副部長王鴻利形象地說，“這種行為符合法律，但沒有道德。”
糾結的“滯漲怪圈”
以GDP為導向的方針，形成了考慮企業利益多考慮工人利益少的不良心態。
事實上，即使員工對企業頒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心生不滿，也無法向政府部門投訴。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又缺乏主動漲薪的動力。
以此次“富士康漲薪”為例，據早報記者了解，真正享受到漲薪待遇的並非所有富士康員工，而主要集中在基層流水線上的普工。多位“新幹班”成員表示，這次漲薪與他們無關，令他們心寒，“端午節一過，領完績效獎，就走人”。
2008年進入富士康的張虎說，自轉正時他漲過一次工資，入職2年了他從未再漲過底薪，而當初企業向高校招聘時對他們宣傳的是“每年都要漲一次工資”，但因為隻是口頭承諾，他們也無可奈何。
個別外資企業還通過一方麵壓製員工晉升的薪酬設計令員工在幹幾年後自動離職，一方麵又利用跨國公司光環大量吸引技術實習生來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如佛山某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的薪酬製度將一線工人薪酬結構分成5大級，每級又分成15小級，總計75級。員工在無過錯的情況下，一年才升一級，升滿要75年。在很多員工看來，這些外資企業的薪酬結構更像是一個“薪酬陷阱”，一旦陷入之後便無法“自拔”。
事實上，與之相關的一個背景是，最近3年來，盡管國內的物價有了比較明顯的漲幅，而房價更是可用“飛漲”形容，但國內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企業家、政府，均對“是否大幅提高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產生分歧。國內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呼籲，富裕而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等人口紅利，才是“中國製造”在世界上保持競爭力的真正因素。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因加大了對勞動者的保障條款，而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企業家中遭到抵製。
工人們普遍反映，和企業鬧工資矛盾的時候，人們經常是“又要找政府協調，又擔心政府偏袒企業”。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曾目睹珠三角某鎮黨委書記處理勞資糾紛過程的“複雜”心態：一方麵，他坦承這家著名外資企業給出的工資“確實不高，在當地企業中也隻能算中等水平”，且持續不改善、不提高；另一方麵，他又反複強調這家企業是“規範運營的”，“整體用工環境還是不錯的，給工人的福利也很高”，是當地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柱，“不能一棍子打死”。
深圳市總工會一官員王鴻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麵臨勞動力供給充足、資本稀缺的局麵，部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以GDP為導向、以資本供給為第一要務的指導思路和方針，形成了習慣遷就資本、考慮企業利益多考慮工人利益少、考慮政府稅收多考慮社會成本負擔少，不敢監督、不能監督、不願監督的不良心態。
他認為，“當務之急，就是堅決打破這種‘不作為’、‘少作為’狀態，要讓基層政府部門有足夠的動力，去督促企業落實工人權益，對企業的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各方麵待遇等方麵進行依法約束，不姑息、不偏袒、不坐視，真正成為勞動者和企業之間協商和談判的‘裁判員’與‘監督員’。”
“地板工資”將破冰
找到工資高低標準的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
富士康工資“兩連漲”給眾多沿海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事實上，中國有關方麵已經開始發出了破除“地板工資”的信號。據《人民日報》報道，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進工資正常增長機製的建立，也就是建立起一種企業職工工資隨經濟效益提高及其他有關因素變化而相應協調、合理、持續增長的製度化的運行方式，使職工工資保持一種長期的、常規的、動態的、持續的增長趨勢。據介紹，這一機製的核心是建立以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為基礎的職工工資共決機製，工資集體協商即其中主要方麵。
此外，當各界關注富士康“跳樓門”的同時，本田汽車公司在佛山的工人也發起了停工運動。觀察人士注意到，這次持續多日的停工事件，並沒有遭到當地政府的幹預。不僅如此，英文報紙《中國日報》也發表社論《給工人漲薪，我們樂觀其成》。諸多跡象在觀察人士看來，均表明：中國官方對工資上漲與工人維權趨勢“樂見其成”。
“中國早晚要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由於人口眾多等因素，勞動密集型時代還將長期存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傳媒學教授鮑威爾認為，這裏存在一個兩難的選擇——工資過高會削弱企業的成本優勢，工資太低則與體麵勞動尊嚴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兩者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富士康二次加薪的消息傳出後，由於擔心利潤下滑，鴻海集團在台股市一度跌停，而富士康在香港股市開盤後2分鍾即停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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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0年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的底薪基本維持在三四百元之間。之後，底薪在500元上下徘徊的狀況維持了5年。直到2005年7月，深圳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關外”的底薪猛然增加了100元，達580元/月；兩年後的2007年7月，隨著深圳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又更新為750元/月。在“十二連跳”之前，富士康基層作業員的底薪為950元。這家“世界最大代工工廠”，均嚴格遵循、亦步亦趨地“合法追隨”著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的每次調整。
由於深諳中外法律和中國國情，一些外資企業雖然在本國或本地區麵對勞工權益和工會不敢馬虎，在中國卻找到了一條“薪酬遊戲規則”，富士康員工10年薪資水平的變動曲線正是這個“遊戲規則”的一個縮影：基層員工工資總是“穩定”地保持在所在城市最低工資標準“高壓紅線”上，既不觸犯，也不“超越”——有學者形象地將這種現象稱為“貼線低空飛行”的“地板工資”。
合法的“工資陷阱”
工資薪水緊貼最低工資標準“符合法律，但沒有道德”。
“這是合法的‘壓榨’。”今年5月上旬，深圳富士康龍華園區“新幹班”(是富士康培養管理幹部的重要方式，其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成員張虎(化名)對早報記者說，雖然他的底薪並非基層流水線上作業員的950元的底薪，而是2000元/月。但提起工資，張虎還是不免發起了諸多“牢騷”：“那些基層的普工(即流水線上的)雖然每個月也能掙一千七八甚至兩千元，但他們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要超過100小時”；而作為儲備幹部的他們，即使加班，每個月的工資也基本上在2500-2800元之間，“很少超過3000元”。
這已是2010年的5月。當月，全國的物價指數CPI在3%的國際預警線附近徘徊，而深圳的房價，即使是富士康所在地的“關外”，也已超過1萬元/平方米。即使對於這些希望在城市安家落戶的富士康基層“儲備幹部”來說，落戶深圳仍是一個不可奢望的遙遠的夢。
正是由於工資的“低空飛行”，基層員工依靠底薪根本不夠養家糊口，隻好通過不斷的加班甚至超時加班，來獲取更多的報酬。實在無法忍受高強度的枯燥勞動的，則隻能“卷鋪蓋走人”。
張虎說，事實上，與其他小企業相比，富士康在基本工資和工資發放上，“做得算好的啦”。工資每月能按時發放、絕不延遲或克扣，加班時間會精確計算，而“更多不正規的小廠未必能做到這麼好”，這也是富士康對於基層普通工人的吸引力所在。
也正是因為諸如富士康這樣的“標杆企業”嚴格遵守《勞動法》和深圳市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基層員工工資的上漲空間也才一直“合法地”徘徊在低線。1994年就在廣東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張黃勇說，以前很多企業的“犯規”不是欠薪，就是用工環境惡劣，明顯違法，投訴相對容易，但是，“現在企業都學乖了”。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副部長王鴻利形象地說，“這種行為符合法律，但沒有道德。”
糾結的“滯漲怪圈”
以GDP為導向的方針，形成了考慮企業利益多考慮工人利益少的不良心態。
事實上，即使員工對企業頒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心生不滿，也無法向政府部門投訴。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又缺乏主動漲薪的動力。
以此次“富士康漲薪”為例，據早報記者了解，真正享受到漲薪待遇的並非所有富士康員工，而主要集中在基層流水線上的普工。多位“新幹班”成員表示，這次漲薪與他們無關，令他們心寒，“端午節一過，領完績效獎，就走人”。
2008年進入富士康的張虎說，自轉正時他漲過一次工資，入職2年了他從未再漲過底薪，而當初企業向高校招聘時對他們宣傳的是“每年都要漲一次工資”，但因為隻是口頭承諾，他們也無可奈何。
個別外資企業還通過一方麵壓製員工晉升的薪酬設計令員工在幹幾年後自動離職，一方麵又利用跨國公司光環大量吸引技術實習生來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如佛山某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的薪酬製度將一線工人薪酬結構分成5大級，每級又分成15小級，總計75級。員工在無過錯的情況下，一年才升一級，升滿要75年。在很多員工看來，這些外資企業的薪酬結構更像是一個“薪酬陷阱”，一旦陷入之後便無法“自拔”。
事實上，與之相關的一個背景是，最近3年來，盡管國內的物價有了比較明顯的漲幅，而房價更是可用“飛漲”形容，但國內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企業家、政府，均對“是否大幅提高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產生分歧。國內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呼籲，富裕而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等人口紅利，才是“中國製造”在世界上保持競爭力的真正因素。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因加大了對勞動者的保障條款，而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企業家中遭到抵製。
工人們普遍反映，和企業鬧工資矛盾的時候，人們經常是“又要找政府協調，又擔心政府偏袒企業”。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曾目睹珠三角某鎮黨委書記處理勞資糾紛過程的“複雜”心態：一方麵，他坦承這家著名外資企業給出的工資“確實不高，在當地企業中也隻能算中等水平”，且持續不改善、不提高；另一方麵，他又反複強調這家企業是“規範運營的”，“整體用工環境還是不錯的，給工人的福利也很高”，是當地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柱，“不能一棍子打死”。
深圳市總工會一官員王鴻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麵臨勞動力供給充足、資本稀缺的局麵，部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以GDP為導向、以資本供給為第一要務的指導思路和方針，形成了習慣遷就資本、考慮企業利益多考慮工人利益少、考慮政府稅收多考慮社會成本負擔少，不敢監督、不能監督、不願監督的不良心態。
他認為，“當務之急，就是堅決打破這種‘不作為’、‘少作為’狀態，要讓基層政府部門有足夠的動力，去督促企業落實工人權益，對企業的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各方麵待遇等方麵進行依法約束，不姑息、不偏袒、不坐視，真正成為勞動者和企業之間協商和談判的‘裁判員’與‘監督員’。”
“地板工資”將破冰
找到工資高低標準的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
富士康工資“兩連漲”給眾多沿海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事實上，中國有關方麵已經開始發出了破除“地板工資”的信號。據《人民日報》報道，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進工資正常增長機製的建立，也就是建立起一種企業職工工資隨經濟效益提高及其他有關因素變化而相應協調、合理、持續增長的製度化的運行方式，使職工工資保持一種長期的、常規的、動態的、持續的增長趨勢。據介紹，這一機製的核心是建立以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為基礎的職工工資共決機製，工資集體協商即其中主要方麵。
此外，當各界關注富士康“跳樓門”的同時，本田汽車公司在佛山的工人也發起了停工運動。觀察人士注意到，這次持續多日的停工事件，並沒有遭到當地政府的幹預。不僅如此，英文報紙《中國日報》也發表社論《給工人漲薪，我們樂觀其成》。諸多跡象在觀察人士看來，均表明：中國官方對工資上漲與工人維權趨勢“樂見其成”。
“中國早晚要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由於人口眾多等因素，勞動密集型時代還將長期存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傳媒學教授鮑威爾認為，這裏存在一個兩難的選擇——工資過高會削弱企業的成本優勢，工資太低則與體麵勞動尊嚴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兩者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富士康二次加薪的消息傳出後，由於擔心利潤下滑，鴻海集團在台股市一度跌停，而富士康在香港股市開盤後2分鍾即停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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