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生存”時代到來 官員如何適應？
更新時間：2010-5-27 9:46:19 來源：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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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網絡“爆料”而引發官員恐懼的事件不勝枚舉，網絡高速、及時、廣泛的傳播效應，尤其是對諸如“疫苗事件”、“喝涼水事件”等有關“官”與“民”之間關係發生偏差的事件熱切關注的屬性，使得一些官員對網絡很恐懼，有的則是愛恨交加。
不可否認，我國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已越來越身不由己地置身於浩瀚的網絡監督中。那麼，該怎樣培養官員適應“網絡化生存”？
原因剖析：網絡已成為解讀現實社會的重要“索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從表麵上看，官員懼怕的是互聯網絡，但從本質上來說，官員懼怕的是互聯網絡背後的權利與權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什麼是官員“網絡恐懼”症？我認為“網絡恐懼”可能不僅僅是不適應，而應當是對網絡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現象。從網絡熱點事件來看，當前官員“網絡恐懼”症狀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為自身有問題，被網絡這個“放大鏡”照了出來，也有因為網友的偏見而讓人“被動”恐懼的。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範玉剛：隨著我國傳媒業特別是網絡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我們已進入新媒體引導下的“泛在時代”。“泛在時代”的傳播特點往往是點對點或一點對多點的傳播方式，具有網狀和彌散性特點，充滿諸多不確定性和無序性，傳播速度呈“爆炸”式，極易迅速產生集聚與放大效應，形成網民情緒高密度的輿論場，這已然改變了中國的輿論生態。網絡成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達路徑和方式，也成為解讀現實社會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間的建構還有利於推動社會積極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人人都被置身網絡監督之下，也有利於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覺和潔身自好。
對於林林總總的互聯網現象，把它看作與現實無關的虛擬空間，或是現實危機的來源皆不可取
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聯網帶來了信息化社會，同時也帶來了兩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異，使世界變得同質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麵，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挾和吞沒的每個人、群體、乃至於民族國家又麵臨著失去自我的焦慮，不甘於這樣的結果，於是開始拚命尋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認同：“我”是誰？“我們”又是誰？是這種尋找自我的願望幻化為各種形式並成為現在的熱門話題，比如知識產權、隱私權、國家利益、公平正義等等，以多元化的價值與聲音表達出來，並失去了判斷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隻有同時看到價值全球化與身份認同碎片化的並存，看到兩者此消彼長、相互滲透所形成的社會與價值地貌，才能更準確地理解這個時代。
因此，對於林林總總的互聯網現象，把它看作與現實無關的虛擬空間，或是現實危機的來源皆不可取，互聯網不過是現實社會與公眾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載與反映。隻有社會為人們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設性的正麵價值，互聯網才不會成為單純的破壞性與否定性價值的載體；隻有社會的現實機製理順了，人們擁有了正常的問題反映與解決途徑，互聯網才不會成為賭博般吸引眼球的話題引爆點；隻有現實中的法律規範有效延伸與適用於互聯網，每個人才會在互聯網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檢點和規範自己的言行。
對策建議
“觸媒”時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機
嶽陽市委黨校陳傳偉、李少華：網絡是現實的影子，社會轉型期，矛盾複雜多發，網民對財富和權力分配問題敏感，必然會通過網絡發泄。在群眾關心的問題上，建立網絡輿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眾的意願通過合法渠道轉化為國家意誌，能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在涉及群眾利益、公共權力的使用、社會良俗維護等問題上，要具備政治敏銳性，做到未雨綢繆，防止使“案件變成事件”。
網絡民意並不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網絡表達與政府監管之間存在著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網民與政府之間也存在著大量可以共建卻未共建與共治的領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有助於社會的互動與和諧，培養網民參與社會管理，將有助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網絡時代帶來的並不是洪水猛獸，或許是走向善治的一個契機。
隱私權一旦與權力掛鉤就必須接受社會監督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隱私權，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一個常規。但官員同公眾不一樣，隱私權的邊界也不一樣。官員本身在現代文明社會是一個公眾人物，因為他握有公共權力。按照現代政府運作的規則，公共權力必須公開透明，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權私用，利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物質上或心理上的好處。作為官員，他的隱私權一旦與權力掛鉤，就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把自己的行為攤在陽光下。在國外，隱私權是嚴格限定在個體的範圍內，一旦超過這個範圍，與公眾利益和權利相聯係，都必須公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家沒有隱私權。他獲得權力的一個基本途徑就是做一個“透明人”，公眾可以隨時隨地對其行為進行監督，進行評說。
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平台
《瞭望新聞周刊》李鬆：專家認為，我國社會輿論的生態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組織部門有必要培訓官員適應“網絡化生存”，更應把網絡優勢充分利用起來，在官方與公眾之間，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平台，進一步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
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目前不少官員遇到網上負麵信息，往往手足無措，更多選擇回避或失語。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些官員沒有意識到網絡回應的責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二是組織上對於網絡回應尚無清晰規則，有些官員不敢說話，怕說錯話，怕組織追究。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教授李成言：各級組織部門應重視加強對各級官員處理公共突發事件和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培訓。要培養官員學會冷靜麵對，讓他們學會運用形象、生動、簡潔的網絡語言與網民交流，以普通身份與網民平等互動。
官員更應該有自我監控意識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夏學鑾：在這個“曝光時代”，不管是明星也好，官員也好，還是普通百姓也好，我們每個人應該何以自處？應該認識到，任何人都有缺點，但是在網絡時代，這個缺點就會被放大，而我們每個人的所做作為看起來是個體行為，實際上卻是時時刻刻被置於各種攝像機的監督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個公民應該謹言慎行，提高對自身言語舉止、道德規範的要求，尤其是對官員，更應該有這種自我監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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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我國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已越來越身不由己地置身於浩瀚的網絡監督中。那麼，該怎樣培養官員適應“網絡化生存”？
原因剖析：網絡已成為解讀現實社會的重要“索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從表麵上看，官員懼怕的是互聯網絡，但從本質上來說，官員懼怕的是互聯網絡背後的權利與權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什麼是官員“網絡恐懼”症？我認為“網絡恐懼”可能不僅僅是不適應，而應當是對網絡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現象。從網絡熱點事件來看，當前官員“網絡恐懼”症狀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為自身有問題，被網絡這個“放大鏡”照了出來，也有因為網友的偏見而讓人“被動”恐懼的。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範玉剛：隨著我國傳媒業特別是網絡新媒體的迅猛發展，我們已進入新媒體引導下的“泛在時代”。“泛在時代”的傳播特點往往是點對點或一點對多點的傳播方式，具有網狀和彌散性特點，充滿諸多不確定性和無序性，傳播速度呈“爆炸”式，極易迅速產生集聚與放大效應，形成網民情緒高密度的輿論場，這已然改變了中國的輿論生態。網絡成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達路徑和方式，也成為解讀現實社會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間的建構還有利於推動社會積極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人人都被置身網絡監督之下，也有利於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覺和潔身自好。
對於林林總總的互聯網現象，把它看作與現實無關的虛擬空間，或是現實危機的來源皆不可取
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聯網帶來了信息化社會，同時也帶來了兩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異，使世界變得同質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麵，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挾和吞沒的每個人、群體、乃至於民族國家又麵臨著失去自我的焦慮，不甘於這樣的結果，於是開始拚命尋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認同：“我”是誰？“我們”又是誰？是這種尋找自我的願望幻化為各種形式並成為現在的熱門話題，比如知識產權、隱私權、國家利益、公平正義等等，以多元化的價值與聲音表達出來，並失去了判斷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隻有同時看到價值全球化與身份認同碎片化的並存，看到兩者此消彼長、相互滲透所形成的社會與價值地貌，才能更準確地理解這個時代。
因此，對於林林總總的互聯網現象，把它看作與現實無關的虛擬空間，或是現實危機的來源皆不可取，互聯網不過是現實社會與公眾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載與反映。隻有社會為人們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設性的正麵價值，互聯網才不會成為單純的破壞性與否定性價值的載體；隻有社會的現實機製理順了，人們擁有了正常的問題反映與解決途徑，互聯網才不會成為賭博般吸引眼球的話題引爆點；隻有現實中的法律規範有效延伸與適用於互聯網，每個人才會在互聯網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檢點和規範自己的言行。
對策建議
“觸媒”時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機
嶽陽市委黨校陳傳偉、李少華：網絡是現實的影子，社會轉型期，矛盾複雜多發，網民對財富和權力分配問題敏感，必然會通過網絡發泄。在群眾關心的問題上，建立網絡輿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眾的意願通過合法渠道轉化為國家意誌，能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在涉及群眾利益、公共權力的使用、社會良俗維護等問題上，要具備政治敏銳性，做到未雨綢繆，防止使“案件變成事件”。
網絡民意並不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網絡表達與政府監管之間存在著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網民與政府之間也存在著大量可以共建卻未共建與共治的領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有助於社會的互動與和諧，培養網民參與社會管理，將有助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網絡時代帶來的並不是洪水猛獸，或許是走向善治的一個契機。
隱私權一旦與權力掛鉤就必須接受社會監督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隱私權，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一個常規。但官員同公眾不一樣，隱私權的邊界也不一樣。官員本身在現代文明社會是一個公眾人物，因為他握有公共權力。按照現代政府運作的規則，公共權力必須公開透明，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權私用，利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物質上或心理上的好處。作為官員，他的隱私權一旦與權力掛鉤，就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把自己的行為攤在陽光下。在國外，隱私權是嚴格限定在個體的範圍內，一旦超過這個範圍，與公眾利益和權利相聯係，都必須公開。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家沒有隱私權。他獲得權力的一個基本途徑就是做一個“透明人”，公眾可以隨時隨地對其行為進行監督，進行評說。
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平台
《瞭望新聞周刊》李鬆：專家認為，我國社會輿論的生態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組織部門有必要培訓官員適應“網絡化生存”，更應把網絡優勢充分利用起來，在官方與公眾之間，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平台，進一步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
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目前不少官員遇到網上負麵信息，往往手足無措，更多選擇回避或失語。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些官員沒有意識到網絡回應的責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二是組織上對於網絡回應尚無清晰規則，有些官員不敢說話，怕說錯話，怕組織追究。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教授李成言：各級組織部門應重視加強對各級官員處理公共突發事件和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培訓。要培養官員學會冷靜麵對，讓他們學會運用形象、生動、簡潔的網絡語言與網民交流，以普通身份與網民平等互動。
官員更應該有自我監控意識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夏學鑾：在這個“曝光時代”，不管是明星也好，官員也好，還是普通百姓也好，我們每個人應該何以自處？應該認識到，任何人都有缺點，但是在網絡時代，這個缺點就會被放大，而我們每個人的所做作為看起來是個體行為，實際上卻是時時刻刻被置於各種攝像機的監督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個公民應該謹言慎行，提高對自身言語舉止、道德規範的要求，尤其是對官員，更應該有這種自我監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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