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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第九屆“博博會”河南展區,10餘件以曆史脈絡為主線展出的精品文物複製品映入眼簾,站在“C位”的,是出自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的婦好鴞尊。
不遠處的文創展台上,考古盲盒、冰箱貼、天氣瓶等一係列圍繞婦好鴞尊IP打造的文創產品琳琅滿目。
鴞,是古人對貓頭鷹一類鳥的統稱。在商朝,鴞受到喜愛和崇拜,被認為是象征英勇與聰慧的神禽。
位列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的婦好鴞尊,通高46.3厘米、重16千克,距今已有3000多年曆史,是商朝晚期青銅器代表作之一,也是目前為止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鳥形銅酒器。
它呈昂首挺立的鴞形,頭頂羽冠,兩眼圓瞪,雙翅並攏,粗壯的兩足與下垂的寬尾構成三個支點,不僅造型新穎,通體還裝飾了獸麵紋、蟬紋、夔龍紋、盤蛇紋等紋飾。
按照生產工具和技術的發展劃分,世界各大人類文明都先後經曆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在我國,青銅時代對應夏商周時期。
“在距今4500至4300年左右,青銅鑄造技術開始在中原腹地出現,最初大多是小型、扁平狀的簡單青銅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說。
隨著青銅鑄造技術不斷發展和突破,以鼎、爵為代表的帶有空腔的青銅容器出現,並逐漸轉向大型化、禮器化,成為象征禮製與王權的“國之重器”。
到了婦好鴞尊所處的商朝晚期,我國青銅製造業高度成熟,青銅時代迎來鼎盛期。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多,器類也極其豐富,如以鼎、簋、觚、爵為代表的禮器,鐃、鈴為代表的樂器,鉞、戈為代表的兵器等,涵蓋方方麵麵。”據何毓靈介紹,僅婦好墓中出土的青銅器,就有468件。
另一方麵,商朝晚期青銅器在藝術表現和美學價值上也達到巔峰,通常以大量浮雕、立雕、多層花紋等複雜紋飾裝點,整體呈現出既富有生氣、又不失厚重莊嚴的審美取向。
更重要的是,此時的青銅器已經成為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製度的一種反映,以“禮”之名,彰顯統治者的權威、意誌與力量。“青銅器在此時已基本脫離日常使用屬性,成為一種政治性消費。”何毓靈表示,“這種禮製文化,正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
自夏肇始,到商鼎盛,一爐一火之間,璀璨的青銅時代被先民們鍛造而出。婦好鴞尊、後母戊鼎、亞長牛尊……一件件精美的青銅器,無聲昭示著曾經的輝煌,留下曆史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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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第九屆“博博會”河南展區,10餘件以曆史脈絡為主線展出的精品文物複製品映入眼簾,站在“C位”的,是出自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的婦好鴞尊。
不遠處的文創展台上,考古盲盒、冰箱貼、天氣瓶等一係列圍繞婦好鴞尊IP打造的文創產品琳琅滿目。
鴞,是古人對貓頭鷹一類鳥的統稱。在商朝,鴞受到喜愛和崇拜,被認為是象征英勇與聰慧的神禽。
位列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的婦好鴞尊,通高46.3厘米、重16千克,距今已有3000多年曆史,是商朝晚期青銅器代表作之一,也是目前為止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鳥形銅酒器。
它呈昂首挺立的鴞形,頭頂羽冠,兩眼圓瞪,雙翅並攏,粗壯的兩足與下垂的寬尾構成三個支點,不僅造型新穎,通體還裝飾了獸麵紋、蟬紋、夔龍紋、盤蛇紋等紋飾。
按照生產工具和技術的發展劃分,世界各大人類文明都先後經曆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在我國,青銅時代對應夏商周時期。
“在距今4500至4300年左右,青銅鑄造技術開始在中原腹地出現,最初大多是小型、扁平狀的簡單青銅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說。
隨著青銅鑄造技術不斷發展和突破,以鼎、爵為代表的帶有空腔的青銅容器出現,並逐漸轉向大型化、禮器化,成為象征禮製與王權的“國之重器”。
到了婦好鴞尊所處的商朝晚期,我國青銅製造業高度成熟,青銅時代迎來鼎盛期。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多,器類也極其豐富,如以鼎、簋、觚、爵為代表的禮器,鐃、鈴為代表的樂器,鉞、戈為代表的兵器等,涵蓋方方麵麵。”據何毓靈介紹,僅婦好墓中出土的青銅器,就有468件。
另一方麵,商朝晚期青銅器在藝術表現和美學價值上也達到巔峰,通常以大量浮雕、立雕、多層花紋等複雜紋飾裝點,整體呈現出既富有生氣、又不失厚重莊嚴的審美取向。
更重要的是,此時的青銅器已經成為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製度的一種反映,以“禮”之名,彰顯統治者的權威、意誌與力量。“青銅器在此時已基本脫離日常使用屬性,成為一種政治性消費。”何毓靈表示,“這種禮製文化,正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
自夏肇始,到商鼎盛,一爐一火之間,璀璨的青銅時代被先民們鍛造而出。婦好鴞尊、後母戊鼎、亞長牛尊……一件件精美的青銅器,無聲昭示著曾經的輝煌,留下曆史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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